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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农业革命一农业的起源农业起源被称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在冰后期大约1万年到8千年前，在全球几乎同步发生了动植物驯化的过程农业起源有“绿洲说”、“人口压力说”和“竞争宴享说”几种农业起源是考古学战略性研究课题之一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了水稻的驯化过程湖南玉蟾岩遗址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9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一个问题是：稻谷起源，何处是摇篮？2“发现论”的解释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而传播论倾向认为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3理论的进展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古学转向探索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需要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4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5竞争宴享理论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在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6富裕采集文化理论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谨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有在饥谨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7长江下游稻作起源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下面从经济背景，稻谷研究，生产工具和农耕规模来探讨长江下游的稻作起源的生态和社会因素。8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并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动物群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河姆渡遗址出土各类动物61种，各种鹿类，数倍于家猪的数量。跨湖桥遗址计有各类动物33种，各种鹿类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晚期的37%。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晚期的9%。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有动物20种，家畜占15%，野生动物85%。崧泽遗址的动物计有9种，家畜占26%，野生动物占74%。良渚文化早期的龙南遗址出土动物12种，家畜70%，野生动物30%。马桥遗址良渚时期的动物计有13种，家畜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稻谷形态学分析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了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须太长的时间。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10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对澄湖甪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100平方米以上。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植硅石分析与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11讨论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12小结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从稻作农业的发展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的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河姆渡是一个古老的渡口，遗址与四明山之间有姚江相隔1973年在水利工程中发现一些破碎的陶片和鹿角。县文化站闻讯后前往调查，确认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3和1977年，浙江文管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文物1600多件1977到1978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文物4700多件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建国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之一,最近几年又在附近发现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遗址与田螺山遗址的地理位置TianluoshanSiteHemuduSiteShanghaiHangzhouNingbo三遗址的生态环境与建筑当遗址被栖居的时候，这里离海岸不过10公里，为一片山地、森林、丘陵、平原、湖泊、沼泽和海洋相间的地理环境。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动植物丰富从考古发现来看，遗址出土的动物至少有61种，大型动物有大象、犀牛、老虎、黑熊、貉、豺、红面猴和穿山甲等，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牛，水生动物有龟、鳖、蟹、螺蛳和蚌类，以及各种鱼类植物也有25种之多，其中以紫楠、香桂、苦栋等落叶和阔叶树种为大宗，还有山桃、酸枣等灌木以及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这是一种典型亚热带的生态环境干栏建筑遗址复原地上架空的建筑为“干栏式建筑”广西、贵州交界处的一个侗族村寨的景观格局自然景观：山丘、溪河、坡地、河滩人文景观：村寨、廊桥、道路、水田、林地四文化层的年代与出土器物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引进碳14测年技术，因此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有机物进行测定就可以了解文化堆积的时代最下面的第四文化层测定了9个标本，最大值为6950年，最小值为6570年，平均值为6770，下限已达7000年第三文化层测定了4个标本，平均值为6141年第二文化层约为距今5730年第一文化层为距今5000年左右，遗址前后沿用约2000年之久第一文化层出土遗存具有崧泽文化的特点，第二层的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相近，第三和第四层为河姆渡文化所特有有学者认为在一、二层文化和三、四层文化之间存在中断，应当分开处理；但是有人坚持将河姆渡四层都归入河姆渡文化，四层文化都是河姆渡文化的组成部分制陶业左：陶釜右：支架陶釜五装饰与艺术河姆渡文化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意识主要的个人饰件有玉（石）玦、玉（石）璜、石珠、石管、骨珠、骨笄和牙角饰件等牙角饰件几乎全为獐、熊、虎、野猪等猛兽的角和犬齿，标志它们的珍稀，并可能象征地位和勇气在大量的器物上都有装饰图案，如骨器上有编织纹、人字纹旋转纹和弦纹等，在陶器上有各种刻画纹和附加堆纹，并画有鱼藻纹、稻穗纹、猪纹和五叶纹等此外，还发现了12件象牙雕刻品，主要有蝶形器和鸟形雕刻蝶形器8件，用扁平象牙片磨制而成，形同平展的蝴蝶，阴刻有对称的图案，其中以一件双鸟朝阳和一件太阳纹碟形器最为引人注目。4件鸟形圆雕，用长条形象牙片制成，表现为猛禽姿六动物考古——动物骨骸及制品七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犂、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犂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