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传播学省级精品课程多媒体课件第10章--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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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观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目录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二、“文化研究”的特点三、“文化研究”发展史四、“文化研究”的动因第二节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及理论贡献一、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与对电视模式的分析二、霍尔的意识形态勾连理论与编码/解码理论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二、“文化研究”的特点三、“文化研究”发展史四、“文化研究”的动因一、什么是“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studyof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of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Studies。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二、“文化研究”的特点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二、“文化研究”的特点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二、“文化研究”的特点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文化研究”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三、“文化研究”发展史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作为研究对象。自此在霍加特的领导之下,威廉斯和汤普森、霍尔等左翼批评家开展了一场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逐步站稳了脚跟。三、“文化研究”发展史1969年,霍尔继霍加特任中心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研究中心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70年代中期以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许多学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授予“文化研究”学位。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打破学科界限,集合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研究当代文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思潮,也使“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合法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知识思潮或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人们称为“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至今已扩散到全世界,但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研究”不似英国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三、“文化研究”发展史美国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曾掀起过一阵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但在60、70年代进入了低潮。80年代后,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开始复苏。其中,最早向美国介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是伊利诺伊大学传媒学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他本人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是霍尔的弟子。他的《文化研究的构成: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一文,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但美国缺乏英国式的左派知识分子,故“文化研究”大多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无关。阶级、政治和权力等在英国学派看来是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则失去了它们的意义。美国“文化研究”更关心文化的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关心社会认同和文化形式的表现,关心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的效果以及强调民族志的观众研究,研究术语也大多来自符号和文学理论。美国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大多集聚在传媒系和英文系。三、“文化研究”发展史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具有与英国相似的左派传统。由于两国间学术交往密切,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系和英文系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来自英国,比较著名的有约翰·费斯克、约翰·哈特里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英国特点,被认为是最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真谛”。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偏重于传媒以及传媒政策,强调研究澳大利亚电影的民族特点,关注当地的文本、体制和特点,以及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研究”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已有大学开设文化研究专业,90年代达到高潮,成立了全国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并定期出版专业刊物《连续统一:澳大利亚传媒与文化》(Continuum:TheAustralianJournalofMediaandCulture)。加拿大的“文化研究”:加拿大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传媒系,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性?什么代表加拿大的文化特点?如何定义加拿大?面对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加拿大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等等。这此实际上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面临的文化问题。法国的文化研究:法国的“文化研究”可分为两方面:法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法国有一大批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对世界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展开。其中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和经济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三、“文化研究”发展史南亚的“文化研究”:印度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不比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晚。尽管也拥有英文的优势,但由于印度不是西方国家,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南亚“文化研究”的派别很多,有研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也有研究文化和科学关系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德里大学的“次要研究派”。“次要”(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文章《论历史边缘:次要社会群体历史》,“次要群体”意指各种缺乏阶级意识的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次要研究派”借用这个词来研究反抗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印度人民。“次要研究派”最有影响的是女性主义者、生长在印度后到美国匹茨堡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盖娅特里·斯皮沃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于20世纪80年代与社会学系合并,并被改称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在关心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人看来,当时就是一个鼎盛期过后走向衰落的不祥之兆。更令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学者感到无比震惊和痛惜的是,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撤销。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经历合并重组,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凋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批判学派的命运。虽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消逝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历史往事。但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没有随时间而淡去,其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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