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角度比较阿袁与张爱玲创作

1从文化身份角度比较阿袁与张爱玲创作余艳（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1483）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00827005502R41）亚洲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生之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作者简介：余艳（1981-，女，汉族，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通信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市良路1342号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邮编511483，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摘要：文化身份既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又具有差异性与断裂性。作家文化身份的异同，使其作品表现出差异性和相似性。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张爱玲和阿袁的作品具有相似的女性意识，表现为相似的女性视角、女性情感体验以及女性的悲悯情怀；阿袁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张爱玲现代职业作家的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呈现出时空语境、价值取向、艺术品味的不同建构。关键词：文化身份；阿袁；张爱玲；女性意识；差异性一、文化身份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到“后工业”，从“殖民”到“后殖民”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频现，“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等身份问题备受关注和争议。在文化理论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是谁？”以及“我是怎样成为谁的？”。文化身份由身份延伸而来，关于其内涵及外延，文化研究学者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从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论述如多族裔散居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相呼应的性别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与工人运动相呼应的阶级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等等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族群、性别、阶级、语言等都纳入文化身份的范畴。我国学者阎嘉认为，文化身份的内涵大体有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多重层面。〔1〕斯图亚特·霍尔明确指出文化身份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差异性与断裂性。“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它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2〕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群，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仍具有某些相似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如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相同性别、相同阶级、相同职业的人群，他们因共享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生活环境，从而在意识行为中出现相似的表征。文化身份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稳定性渐趋瓦解。一是文化身份相对稳定的内涵特征出现变化。二是即使同一群体，其文化身份内部仍有差异。同一群体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会出现不同的变化。2文化身份的相似性与连续性为我们探讨某一群体的共同文化身份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差异性与断裂性为我们研究同一群体的差异与变化、历史与未来提供了可能性。二、女性身份与作品的相似性从文化身份的性别内涵看，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出表现出相似的女性意识。女性作家总体上较少直接关注宏大的社会历史，多描写爱情、家庭、婚姻，大多擅长描写女性心理，或通过对爱情、家庭、婚姻点的叙说，以小点悟人生、见社会大面。这与男性作家有较明显的不同。大部分男性作家并不执着于抒写爱情与婚姻本身，即使同样写爱情，男性作家也是言不在此。鲁迅的《伤逝》，爱情故事终极指向爱情与社会的关系；钱钟书的《围城》，情爱追逐只是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围困的诠释；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热烈激荡的情爱是红高梁般民族性格的表征；陈忠实的《白鹿原》，爱情更多地被表述为女性繁衍后代的使命与男性的欲望满足，等等。纵观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作家，冰心、杨绛、庐隐、苏青、舒婷、张洁、池莉等等，无一不写爱情、婚姻与家庭。即使曾向宏大叙事、理性、男性视角转型的女性作家，如王安忆、徐坤等，也曾在创作早期的较长时期以爱情、家庭、婚姻为主要题材，站在女性角度抒发人生情怀。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以及所谓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卫慧等新生代作家，更是以其私人性话语与女性的个体体验突显了女性意识。阿袁凭借《郑袖的梨园》、《鱼肠剑》、《子在川上》等10余部作品，得到文坛的一度关注与好评。评论家藏策曾评阿袁的小说独具张爱玲式的神韵。〔3〕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她们的作品在“女性意识”方面有相似之处。1.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视角，即是以女性的角度来看世界。较男性而言，总体上偏感性，更关注现实和细节。从时间维度看，张爱玲生于1920年，主要创作于40、50年代。该时期的现实社会新旧交替，战乱频繁。文学界革命文学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并驾齐驱，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同时并存，文学主流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为民族解放大业而努力。此时的小说界，姚雪垠撰写抗战题材的《长夜》，茅盾忙于社会剖析与世情讽刺，写出了《腐蚀》，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忙于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探询与反省。如此宏大的社会背景，充满动态的社会画面，在张爱玲的笔下却是隐形的，隐于人物命运的背后。张爱玲也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作家在创作中“以小见大”——从饮食男女的小场景中写出大时代来。她极力关注的是女性、爱情、婚姻，女性的欲望与挣扎、期盼与无奈，爱情的虚无与凝重。阿袁生于1967，2001年开始小说创作。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阿袁的创作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粉墨登场，网络小说、超媒体文学、影视文学共享繁荣，有的作家走向世界，有的作家回归传统，有的作家走向市场，有的作家奔赴学院。阿袁没有去追逐热闹的文坛，她创作之初本着原初的女性意识，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情感体验。《虞美人》、《俞丽的江山》、《郑袖的梨园》、《鱼肠剑》、《顾3博士的婚姻经济》等，讲的全是学府大院男男女女的爱情、婚姻与家庭。2.女性的情感体验作家的“女性”情感体验，是指从女性的角度来感知世界。总体上表现为作家对女性精神世界以及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女性精神的颂扬或女性苦难命运的真切悲悯。具体表现为更为细腻地人生体验表达。张爱玲精于剖析女性的情感世界、嘲讽女性心理的阴暗面。除了在小说中嘲讽曹七巧的“贪”，霓喜的“不自知”、娇蕊的“天真”、曼桢的“善良”，还有大量关于女性的论断。“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4〕“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5〕阿袁的作品绝多数以女性为主角，男性作为老公、情人、导师、同学的陪衬身份出现，形象或模糊、或单一。老孟（《老孟的暮春》）不主动不言语不动声色，最后被情欲俘虏；陈安（《俞丽的江山）、孙东坡（《鱼肠剑）表面专注学术、温和稳重，仍拒绝不了“美人”诱惑。阿袁笔下的男性或书生意气，或其貌不扬，或才华横溢，终免不了美色当前不受诱惑。相较而言，女性描写更为细致。女性心理描写是阿袁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进程的最佳推手。阿袁的小说极少人物的直接对话，故事冲突多是人物的心理较量，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交待了人物的关联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大量描写心理的文字铺排，大多揭示知识分子女性的善妒、清高、虚荣、虚伪、斤斤计较。如：这一次陈小摇算是彻底看透了吴敏——从前自己真是小看她了，以为她嬉笑怒骂，没有心机，其实呢，人家是大隐隐于市，借青天白日，暄暄市声，隐她刀光剑影，她绝对是高手，是一只大蝴蝶，只是这只大蝴蝶成了精，修炼成了人形。难怪她能迷惑马群，也差点瞒过了陈小摇。她哪是在夸朱乐耕的锦绣前程和陈小摇的慧眼识货，那些都是表面的幌子，是用来迷惑陈小摇的，她真实的用心是要糟践朱乐耕，糟践朱乐耕就是糟践陈小摇。〔6〕3.女性的悲悯情怀冰心早期的作品《超人》、《烦闷》、《悟》等大多是对美好情感的赞颂与呼喊；杨绛晚年回忆亲人家庭生活的散文《我们仨》，充满了温情的平和淡然；张洁早期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理想爱情的悲歌，突显作家对理想化的爱情的认同与追求；王安忆创作的早期被称为“青春自叙传”时期，大都以优美的抒情笔调表现对理想、爱情与美的追求。纵观大多数女性作家，即使后期作品转型，早期总体上表现为对爱与美的追求。然而，阿袁与张爱玲从出道之初，作品中都没有美的抒写，更多是对女人、爱情、家庭相似的悲观情怀。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无一不悲。散文《爱》里生于小康之家的生得漂亮的女孩子一生被人辗转贩卖，备受欺辱；《金锁记》的七巧一生备受情欲与财欲的折磨，扭曲了人性，破坏了自己本应最爱的儿女的幸福；《连环套》里的霓喜自认聪明漂亮，终究只能无名无份屈身于4流水般的男人；以结婚收尾的《倾城之恋》，在张爱玲看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不过是无奈的选择。与张爱玲相比，阿袁笔下的女性命运没有那么凄婉悲惨，但同样灰色、无奈和苦闷。郑袖（《郑袖的梨园》）的后母情结，使她醉心于报复的快感，背后却是不堪痛楚的童年记忆，戏台灯火阑珊之后的凄惶与寂寞；四十来岁的女博士沈单单（《老孟的暮春》）放低姿态想下嫁被妻子抛弃的老孟，千回百转也未能如意；俞丽（《俞丽的江山》）因朱小七的投其所好，劝说从不收女弟子的老公收下了朱小七，却促成了师生的暧昧关系。俞丽悔恨交加，自食苦果。三、文化身份差异与作品差异文化身份具有差异性与断裂性，它是是流动的，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化。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7〕因此，文化身份不是本质的而是被建构的，大而言之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小而言之与国家政策、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有关。有研究者指出，建构资源大致包括自然条件、生理机制、心理机制和。其中，社会文化机制发挥着更重要直接的作用。〔8〕那么，即使同一群体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文化身份也会呈现出差异。关于差异性，德里达、拉克劳、巴特勒均曾指出，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而不是从外部建构的，只有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关系以及与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身份”才能被建构起来。〔9〕也就是说，文化身份在比较中得以确立。文化身份内涵丰富，是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等因素的融合。阿袁与张爱玲，一个是当代的学院作家，一个是现代的职业作家，其成长的时空语境、学识背景不同，文化身份的差异在作品中呈现。1.时空语境张爱玲成长创作的20年代至50年代，烽火硝烟、社会动荡，百态人生；张爱出身玲名门世家，童年缺失家庭温暖，青年情感受挫，以及以创作为生的人生经历，造就她俯看芸芸众生的清高孤傲气质。阿袁所处中国繁荣发展的和平年代，从高校到高校的人生轨迹，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学院风格。张爱玲作为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20-40年代上海的大户人家或与这些人家沾边的人家，如《金锁记》里的姜家、《倾城之恋》里的白家、《十八春》里的沈家等。相应地，张爱玲的故事叙写时代故事，大多人物众多，情节曲折，伴有人生辗转，跖荡起伏。阿袁同大多数学院作家一样，选择最熟悉的生活工作环境——大学校园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创作的十余部小说，绝大多数是以“师大”——某师范大学为主要背景。描写的人物5大都为“师大”的教师、领导、学生，其中又以“师大中文系”的人物为最多。与之相应，阿袁的故事情节、人物相对单一，大多是高校知识分子情感生活的片段。2.职业身份与创作取向张爱玲是现代职业作家，以卖文为生，不仅需要得到杂志编辑的赏识，还需要受大众欢迎。因此，张爱玲小说结构上总体上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擅长讲故事的传统，尤其是古典文学关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上流社会的传统；语言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用语考究，意味深长。阿袁是当代的学院作家，首先是高校教师，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只是业余的兴趣和才华展示，相较而言没有明显的名利诉求。同时，当代小说较古典小说，已有更多新的创作尝试。因此，阿袁的小说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见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