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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道德根文化对修身立命创业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讲座20100612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首善之都农业大学的读书馆报告厅里面，跟大家交流对国学道德根文化的一些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这个报告，是一个互动型的，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思想报告，因为“大道至常”，让我们共同轻松地完成今天晚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提出来，我会及时地解答，一个半小时讲完了以后，还留出半小时互动的时间，对我讲过的问题，或者大家对道德根文化存在疑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切磋。道德根文化的传承，就是“传道，受业，解惑”。其中，“解惑”是一种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在立题上征求了一下意见，就是“国学道德根文化对修身立命创业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课的一个题目。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学道德根文化，对修身、立命、创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修身，实际上指的是用德道来修养生命，修养我们的性命。老子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毋道身殃，是谓袭常。”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道”来治理我们身国的话，那么就会灾咎不断。无论我们的事业、健康、学业，还是将来的安身立命，都会出现重重的困难。离开了这个“道”，那么这个灾殃就会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所以必须要用道，作为我们人类生存生活“抱道无离”的一个目标。同时，老子还说了：“夫唯道，善始且善成”，也就是说，只有始终不离开大道的关怀，大道这个关怀是终极式的，是生生世世的关怀，只有不离开大道，那么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学习、甚至你的家庭，都会“善始且善成”，所以就有了这句著名的论断：“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只要我们的心身意口，都在大道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的开始和终结，就都有“信”了，都是幸福的，都能够成功，都就会处在一种善性的良性轨迹当中。老子也说过“修之身，其德乃真”，“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这一系列的论述，都谈到了这个修身的重要性，紧扣着后面的立命和创业，我们要想做好的立命和创业，那么这个修身就是一个基础。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根文化，它就是一部修身的文化，是一部“内求法”的文化，是往身体内部求证。求证好身体内部，那么外面的安身立命才能真正顺利地进行。比如说，这个“立命”，那么什么是“命”呢？那就是“修身养性以奉天命”。现代人对“命”的理解，是单纯按照身体、肉体来理解这个“命”；但是在历史上，这个“命”的意思是自然规律，是指你这一生所带来的福报的大小，它的赐予，和你自己所撰写的这一生的人生剧本的内核，这个就叫“命”。要通过自己的修生养性，来顺应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自然规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立命”。如果贪求过多，希图过甚，超过了自己的承载能力，和本身携带的能量库存的指数，那就要付出巨大的修身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这种高要求的“立命”。像《墨子·非命上》，就提到了：“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孟子·尽心上》也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章句上》加了一句，说：“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这是对“立命”，简单进行了一下解释。创业，在《黄帝四经》当中就说：“天地之道，不过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有殃。”这个“业”，是我们现代人常用的一个字，但是在古代并不主张用这个“业”，因为“业”指的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因果。民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句俗话叫做：“造业”。我现在说“创业”，实际上是在把这个“业”往好的方向引用了，它最佳的一种原始应用方法，实际上是指的建功于世。这个“业”的正确解读，就是建功于世。但是如果功成而不止，那么就有危险，所以老子也讲了“功成身芮”，以及“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左传》当中，对这个“功”、“德”、“言”，就有一段论述，谓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就是古代的立功。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就是我们创业当中一个最佳的目标定位。当然，现代人把这个创业首先看成是一种个人的事业行为，与古代的这个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差异。现在人主要是求温饱，有好工作。但是如果严格来说，个人的创业行为如果没有与天地的总规律吻合起来，没有社会大环境的需求产生共鸣的话，还是并不容易实现的，还需要主动地去学习掌握古人们的那种大环境、大气魄，去立功、立业。历史上在清代，就有个典型的人物曾国藩，他可以算是儒学上的一个佼佼者，他用短短六十一年的生命时间，完成了古人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就连毛泽东都非常推崇他的，学习他的这个三功、三不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曾国藩曾经经营的湘军，打遍中国，在清朝末年，为挽救晚清的颓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在建立农民革命军的时候，也仿效了他建立湘军的办法，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也是学习曾国藩的湘军之歌而编撰而成的。我上次在湖南参加了一个国医国学论坛，就回顾了一下近代湖南出现的一些左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的情况。实际上，这些都与中国的古代文化，与国学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是认真深入地研究并且实践了中国国学的一些人，都成了奇才，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像有康有为等几个人物；成功的，像曾国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都产生在湖南。这说明，我们国学底蕴深厚的湘江、三江之水，的确诞生了一些人才。在全国各地来说，是同样的原理，只要把握住了道德根文化，把握住了国学在自己体内的实践运用，那么肯定也能诞生出佼佼的人才，使自己的修身立业创造出良好的成绩。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掌握了国学对于修身、立命和创业的价值和意义以后，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华传统根文化真实的部分，而完整地去掌握中华的国学。儒学是整个中国根文化当中的一个分支，而主干应该是道德根文化，是伏羲所开创的易道文化、黄帝发展起来的法道文化，以及老子归纳总结而升华的德道文化。儒学只是根文化中的一个辅枝，它是智能时代产生以后，人类社会离开了慧智共运的历史时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时代，转向了纯粹的智能为用的历史时期以后，产生的智能文化，所以它只是一个辅枝。从汉代传入中国的佛学来看，佛学虽然也是慧智共运的一个文化，但其在治理国家民族的内容上偏少，主要是出世的思想比较多，它虽然并不干扰、破坏和阻遏以入世的理念进行运作，但它本身出世的理论方法要偏多一点。我们分析历史要牢牢把握住这些特点，要完整地掌握我们的传统根文化、国学文化、道德根文化，必须要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把整个的文化之根集聚起来。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有一个思维的误区，就是认为：中国的文化源起于战国春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诞生的时代。实际上那只是智能文化的诞生。而且，这种智能文化的诞生，是建立在丢弃和破坏了慧智文明文化的基础之上，肢解了根文化而产生的更细小的分支和溪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例如，孔子曾五次问道于老子，而建立了自己的儒学系统，完成了儒学智能文化的确立。孔子提倡的五常学说，本身就源自于老子的五德。这个“五德”，老子阐述得更为系统，更为大气磅礴地对人类的发展史进行了一个预言，就是说，人类必然会沿着一条：“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人类离道失德以后，最终必然会下滑到一种“前识者”的状态。这个“前识者”，是什么意思呢？古文的解读，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在抠了每一个字以后，再来结合成为词，再来解析意思的时候，就比较准确了。这个“前”，是指的前六根，人类的前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识”，就是六识，前识所构成的意识，指挥渗透在哪个地方呢？是在我们的左脑，在大脑的皮层，所以这是个“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的时代。“愚之首也”，非常精确地表述了人类的愚智开始，会在只用脑而不用心的状态，构成了我们人类“愚之首也”的时代。我们在研究根文化，认识自己的生命，认识自己的修身课题，确立做人需要遵守的规范的时候，一定要回溯到我们的根文化当中去，使道德根文化这棵“大树”，真正在我们的认识理论当中建立起来。这个根文化，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一个“真信”的厚土，就是“尊道贵德”。只有“尊道贵德”的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确立，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敬天爱地。就像我们解放前在家里的香案上写的“天地君亲师位”一样，要有这个信念，要有这个信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道教信仰，也不是什么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对大道、对天地、对师、对祖宗们的热爱，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孝道。所以那个时候，农村人人家庭里都有这样一块牌子，挂在自己的厅堂中央，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道德根文化的根，是深入农村每一个家庭的。一进他们家的大门，就能看到“天地君亲师位”这么一个牌子，或者是一张红纸贴在家中坐北朝南的墙上面。这，实际上就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道德信仰、敬天爱地的真信厚土。只有具有这个厚土，并且持守这个“德”，这个“德”实际上就是我们道德大树的主干。而后天的常信，这个信念是承载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一个基础，像孝道、慈爱、慈祥、爱众生、兄弟手足之情，礼德当中的平、忍、和、诚；以及我们的胡锦涛主席曾经强调过的修智德当中的“八荣八耻”，包括了“廉”、“耻”、“俭”、“勤”四个元素；修义德当中的“忠”、“勇”、“恕”、“节”这四个元素，共同构成了我们修身立命创业的一个最高的规矩。只有把握了这个道的完整内容，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和事业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并且获得各方面的协助。所谓“得道者多助”，并不是说，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修道者，或者说成为一个成道者才会多助，而是只要自己的言行举止、心里的想法意念，都符合道德的要求，那么也能获得多助，使自己的生活事业顺利，成功率大大提升。但是从历史上分析的话，在两千五百年以前，这种“尊道贵德”，是一种自然，敬天爱地也是一种主动；在两千五百年以后，才开始逐步放弃了。在两千五百年前是一个轴心时代，特别是到了孔子的时代，汉武帝这个时期，就开始“独尊儒术”了，道德根文化就开始被边缘化，被清除了；而由儒学，主宰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系统。到了朱熹的时候，理学就出世了，然后再经过“二程”的努力，到明代就开始僵化了，文化的角色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要全部讲的话，时间比较长，只能跟大家点一下。我们在历史当中，始终要把握住根文化这个基础，由这个基础再发展到这个两千五百年的儒学，认清儒学文化的不足，接续祖先根文化这样一个完整的文化基础，这就有利于我们在道德根文化复兴时期，全面掌握我们原生态的根文化，将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成形于黄帝的法道文化及成熟于老子的德道文化，将它完整地把握住，作为我们学习生活的一个准则，甚至作为一个终生的真理追求。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样生活才有意义？如何去创业？如何使自己的身心获得健康？这些都是只有我们在了解根文化之后，在我们的体内去实践，才能出现一些真实的变化。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般理性的探讨，而没有完整把握住如何去体道，没有掌握根文化全部内容的时候，常常就会迷茫，并且丢掉很多的机缘和机会，使自己生命难以达到一种升华。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慧智共运时期的帝王也好，还是在儒学时代的皇帝也好，他们都是主动地去问道，求道、证道，为什么呢？因为道是最高的人生真理。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全都是在这个道的大框架下、道的自然环境下生成，那么就一定要去主动寻找这个规律，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道的民族，是一个求道、证道的民族。我们的道德根文化，贯穿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中，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始终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个“道”能够给人类带来智慧、带来健康、带来顺遂，带来事业与最佳客观规律的吻合，所以成为了人们去求取的目标。中国的“道”，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她是从“内求法”中诞生的。比如说，伏羲的画卦，这个画卦就源自于体内，我们的内证者也可以在自己的体内实证到这一个过程，一道道阴爻、一道道的阳爻，当我们的阴爻全部都变成阳爻的时候，这个丹的质量才是最高的。我们用自己深遂的内观能力，观察到自己证得的内还丹也好、金液还丹也好，可以发现自己哪一部分能量还提升不纯。这种现象也说明，伏羲在画卦的时候，他是诞生在自己身体之内的，而并不仅仅是验证于身体之外的。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