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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鞍钢“五百罗汉”的故事——温良贤“老温头”求才若渴人如其名温良贤历史档案—1938年8月，奔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后曾任关中炼铁厂厂长。—1945年4月，随部队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后进入东北，先后任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秘书长、东北军区军械部秘书主任。—1948年12月，调任鞍钢制铁部副主任，翌年6月兼任炼铁厂厂长。—1952年3月，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处冶金组组长；1954年11月出任鞍钢副经理；1957年6月，调任“鞍建”公司副经理。▲1946年，在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的温良贤与夫人焦翠芝夫妇及大女儿合影。1949年9月21，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冶金系的周传典（后曾任冶金部副部长），从安徽阜阳赶来鞍钢报到。在炼铁厂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张小办公桌的后边，坐着一位年龄其实不过40岁的人，面容消瘦，后背微驼。这天，天气很热，他还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粗黄布军装，前来报到的周传典向他递上了介绍信。“我是温良贤。”他站了起来，热情地与周传典握手，又让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说：“人事处已经来过电话，现在人手很缺，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噢，真的看不出来，他就是温厂长。”坐下来的周传典心里在嘀咕，开始还以为他是铁厂的办事员呢！一个星期前，鞍钢制铁部第二副主任温良贤接替制铁部第一副主任文进，出任炼铁厂兼选矿厂厂长。虽然来厂里不久，人们对这位性格随和、平易近人的厂长，没有丝毫的距离感，都习惯地称他“老温头”。两个人初次见面，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温厂长不厌其烦地介绍起铁厂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他的话，也把周传典的眼球吸引到窗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南边大半个铁厂，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北边一排高炉上，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修复。▲1952年，时任鞍钢驻莫斯科小组组长温良贤在苏联。“我在大学只学过一般冶金知识，对炼铁技术虽然学了一点，但所知甚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高炉呢。”周传典坦诚地说。“那不怕！只要肯钻研就行，这里已来了一些工程师和技术员，跟你一样都得从头学，他们最多也只在关内的小高炉上工作过……”温厂长鼓励道。“温良贤厂长是一位非常重视和善于使用青年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在此后的3年时间，从见习技术员、工长、值班长、工务科长到副厂长，周传典接连换了5个岗位，都在“老温头”手下工作，感慨道：“他身上有很多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很受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铁厂刚恢复生产还不到半年，在“老温头”的倡议下，厂里就办起了技术刊物。周传典说，这个刊物“可能是咱们冶金系统的第一个专业性刊物”。这本《炼铁资料》越办越火，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炼铁厂纷纷来信索取。到1950年底，东北工业部把这些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本书。这本名为《炼铁资料汇编》的书，也是我国冶金界出版的第一部专业论文集。铁厂每星期还召开一次技术座谈会，“老温头”提倡技术民主，主张大家思想活跃起来，畅所欲言，并鼓励大家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材料送给他看，好的就印出来给大家看。曾当过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成兰伯回忆说：“这种学术民主和优良学风，成为了推动技术人员提高专业水平的一股巨大力量。”周传典、庄镇恶、刘秉德、赵永达、李马可、李国安、金心、李寿彤、张寿荣、汤乃武、杨来鹏、孟庆辉、谢祚昌、奚兆元、徐矩良、吴元愉、王喜庆、曾新荣、汤世模、陈华穗、叶绪恕、王正山、付式……还有后来仍留在鞍钢的成兰伯、刘真、潘作桓……在恢复时期的鞍钢炼铁厂，有这样一批生龙活虎的技术骨干，他们也成为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炼铁界知名专家。再后来，周传典曾经屈指一算，冶金工业部钢铁司、科技司主管炼铁生产技术的，两个钢铁研究院主管炼铁技术的，全国10大钢铁公司中的6家大钢厂主管炼铁的和炼铁厂的主要技术负责人，都是鞍钢在1950年代培养出来的。应该说，具有远见卓识、求才若渴的“老温头”功不可没。▲1957年夏初，时任鞍钢副经理温良贤在炼铁厂表彰大会上讲话。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归来，带回了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之子蔡博。毕业于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获炼铁冶金工程师称号的蔡博，回国后主动申请到鞍钢工作，先后任公司生产处、技术处副处长，从1951年1月起任炼铁厂副厂长。蔡博年轻有为、精明强干，“老温头”甚是喜爱，终于“发现了有比他更为适合担此重任的人才”。而蔡博的个性也很强，尤其表现在为人处世上简单而直率，甚至往往不考虑场合、不区分对象、不顾及情面。有一天，“老温头”拿着一张表走到蔡博的办公桌前，商量一件关于劳动工资的事情，蔡博毫不客气地说了几句反对的话，弄得“老温头”下不来台。当时，周传典等也在场，有人私下议论说：“蔡博怎么这样不客气，苏联能都是这样做法吗？”然而，“老温头”却不以为意，在与即将接任副厂长的周传典谈话时说：“……你能做好工作，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两位厂长能不能搞好团结，相同动作。”说到此，周传典忽然记起了前不久看到的那个场景，“老温头”接着说道：“蔡博的个性很强，和我已经顶撞过几次。干工作争论总是会有的，但同志之间要互相谅解，要服从真理，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闹僵了！”自1951年冬，温良贤便开始主动让位，前往太原、石景山和本溪的铁厂考察。路过沈阳时，他又向东北工业部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由蔡博接替厂长，说：“这位同志留学苏联，学习很好，又在苏联工厂实习过。到炼铁厂几个月，显出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很强，年轻肯干，我相信他会比我干得更好。”▲1958年，温良贤、焦翠芝夫妇与老人和子女在居所阳台上合影。正当有为之年，却急流勇退，把一副占全国2/3生铁产量的铁厂厂长重任，悄无声息地交给了才只有二十几岁的蔡博。当年，“老温头”的壮举，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在任的3年，使鞍钢的炼铁生产起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9座破败不堪的高炉已经恢复了3座，另外6座大型高炉的改建工程刚刚开始。生产建设一片繁忙，也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温良贤是江西萍乡人，1917年2月生，两三岁时父亲病故，撇下了母亲和他与妹妹。自小，他在开熔铁炉的四祖父家长大；14岁时中学没有毕业，跟着四祖父学徒，其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经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介绍，他去了延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陕北公学学习，与刘雁林、易晓光等同学。1940年，他从前方的晋东南晋城返回延安，又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后于1942年转入工业部门，出任地处十里铺的关中炼铁厂厂长。1945年4月，温良贤随部队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当部队走过封锁线——同蒲路，到了河南济沅县的邵沅镇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随即攻打铁门和济沅。后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他随这支部队北上，曾任冀察热辽军区军工部秘书长。1948年12月10日，即辽沈战役胜利一个多月后，一直在小山沟里办军工厂的温良贤，第一次进入沈阳这座大城市，一切都感觉太新鲜、太开心、太幸福啦！当时，他在何长工任部长的东北军区军械部担任秘书主任。不久，得知鞍钢将进行恢复建设，他非常想到鞍钢一展身手，几次向组织提出申请，却均未获得批准。那些日子里，他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给东北局副书记兼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写了一封信，之后又找了东北局书记高岗，要求到鞍钢工作，终于得到应允。组织上谈话时，征求他的意见：“到地方工作，职务要比现在低，是否可以？”他明确表态：“只要能到鞍钢工作，给我安排什么职务都能接受。”1949年3月15日，温良贤前来鞍钢报到。那是4月28日的上午，他去了一趟公司经理室，经理李大璋与他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延安就认识。”而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条工作建议，第一条就是关于培养技术人员及技工的问题。他觉得鞍钢的恢复和发展，技术人员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制铁部的技术人员现状来说，现在勉强够开一个炉子，如果今后还要开更多的炉子，就必须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当年6月，由他兼任炼铁厂厂长后，即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了真正使炼铁厂成为一座大熔炉、大学校。1952年3月，温良贤正式离开了炼铁厂，把班交给了蔡博，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冶金组组长。1954年11月，在结束了莫斯科的工作后返回鞍钢，他出任鞍钢副经理。1957年6月，他又被调往从鞍钢分离出去的鞍建公司，出任副经理。▲1971年，温良贤（中）与申力明（左一）、赵前（右一）在鞍山市公交会战指挥部门前合影。“老温头”没有选错人，蔡博也没有辜负“老温头”的嘱托。1958年前的鞍钢炼铁厂，一直站在全国炼铁行业的前列，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经验，都是从这里传到全国的。在温良贤当厂长的3年里，鞍钢的炼铁生产率提高了50%。在他推荐的蔡博当厂长的6年里，炼铁生产率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50%。回首“老温头”的一生，自从投身于钢铁事业，就对钢铁情有独钟，从来就没有打算离开过。1954年，卸任驻莫斯科小组组长，外交部就要留下他，他说什么也不干，坚持要搞钢铁。1958年，他与赵北克一同赴大西北，出任酒钢第一副经理。酒钢工程于1962年下马后，本可以到杭州、去西安、调北京，虽然还是在冶金系统，从事厅局领导工作，但却离开了钢铁企业，而他坚持要求带队到黑龙江的北满钢厂，出任厂党委书记。1971年，为了祖国的钢铁事业南征北战10余载的“老温头”重返鞍山，正值“文革”期间，出任鞍山市革委会副主任、第一工交组（即鞍钢）副组长。1974年，温良贤因积劳成疾故去，终年57岁。智春山杨伟平史料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