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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教授加里·S·贝克尔的代表作，这本书堪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这本书集中体现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而经济分析是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和均衡分析的三位一体，经济分析可以对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根据这个观点，他分析了歧视现象、犯罪行为、人力资本和时间分配、非理性行为、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等传统上由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考察的广泛的人类行为，并建立模型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事实上，贝克尔的学说刚提出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和极端歧视，传统学者认为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当时看似狂想的理论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作是对贝克尔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肯定”，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肯定。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一部文集，内容是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编篡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该书共由七篇构成，第一篇导言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他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这六篇分别是《价格与偏见》、《政治和法律》、《时间和家庭》、《非理性行为》、《婚姻、生育力和家庭》、《社会相互作用》。第1篇导言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章《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的“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贝克尔认为追求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三位一体假设及其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在方法论的部分，贝克尔阐述了对于经济学展阶段的看法，认为经济学经历了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第一阶段，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的第二阶段，现在到了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第三阶段。这样，把所有人类在资源稀缺下的选择行为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样，他研究了犯罪、自杀、婚姻、爱情、生育子女等等诸多以往经济学不会研究，经济学家也决不会涉足的领域。而通过他的研究方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到所有这些人类的感性层面的领域，并建立完善一套研究分析的范式。在贝克尔看来，作为通用科学的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并胜地任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在其眼中，宗教、人群、社会、国家、基础是最复杂的文化与人的心理解释完全可以抽象化和量化为个体行为分析解决。通过导言，我们可以看到，贝克尔最核心的思想是，坚守“经济人”的信条，用经济分析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经济人假设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但是对于人类富有情感的一面时，却无能为力。但贝克尔却通过对人类非理性的一面进行经济学的定义，通过严谨的数学模型进行描述，最终将其纳入经济人假设框架下的经济学分析之中。我的理解是，对于人类非理性的行为，支配这种性的内在原因，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获得比理性行为更高的效用值。换句话说，非理性的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支出，体现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或交易成本的增加，这种支出的目的和消费商品一样，是为了获得效用。人类的效用函数其实是很难准确描述的，但是却可以通过一种科学化的定义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要人们的效用满足了完备性、反身性、传递性，我们就认为是一个理性人，一个经济人。既然人类一切活动的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那么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第2篇价格与偏见对歧视现象的解释是贝克尔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迈向经济领域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第一步。歧视是贝克尔博士论文的研究专题，在后来的专著中他发展了这个研究。贝克尔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异是可以预测的，除去学历、技术、工作经验等因素造成的差异后，剩下部分就是纯粹的“歧视”造成，经过这样的提纯后，贝克尔开始提出一个“市场歧视指数”来衡量歧视的大小，而歧视实际上个体最自身偏好的一种消费行为，简单地说，歧视对方就是消费自己的偏好，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贝克尔分析结果发现，一个群体A对另一个群体B的歧视减少了B的收入，也减少自身的收入。在现实生活中，处在市场经济中的两个集团，比如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歧视行为，实际上损害了双方的利益第3篇政治和法律在第3章《竞争与民主》中，贝克尔论述了理想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运行状况，揭示出理想条件下民主政治与理想状态下的即自由市场中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类似，指出政治决策取决于选民的价值取向。接着，他又揭示出现实中的民主政治的垄断因素及其他不完备性至少与市场领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第4章阐述的是犯罪与惩罚问题。犯罪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人性现象，也是制度现象，更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根据贝克尔的经济学分析法，当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效用（收益）超过他把时间及其它资源用于从事其它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收益）时，他就会选择从事犯罪活动。权利分配与经济市场并非完全均等与竞争，或者在阶层式组织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时，每个人即使恪尽职守，清廉奉公，本本份份，也得不到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反过来，即使他犯罪，也不会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即每个人在犯罪行为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可能大大偏离社会成本与收益，只要其私人收益足以超过私人成本，就总会有人哪怕冒风险也愿意去做。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腐败现象”。腐败行为就是在上述逻辑下作出的一种选择。因此公共工作者严格来讲是有私心的“公仆”、代理人会带着私心的“跑腿”，代表也代表选举其的民众同时也是自己的代表，专家会带着私心成为利益“代言人”，所以只要其腐败收益足以超过腐败成本，出现腐败等攀附公共利益的个人利益现象等就不足为奇了。第4篇时间和家庭第4篇围绕人力资本、时间分配和家庭生产展开了讨论。一般认为，贝克尔在人力资本和人力投资方面最为显著。贝克尔为人力资本理论构造了微观经济基础，使之数学化，并把人力资本的观点发展为确定劳动收入的一般理论。对于闲暇，贝克尔认为，不应把闲暇看作一个独立的范畴，所有闲暇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闲暇。人们不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同消费活动之间选择。该篇重新构造了家庭理论，家庭不再被视为从市场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单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健康、声望等非市场商品的积极的生产者。家庭通过综合运用市场商品与劳务、家庭成员的时间、教育及其他“环境”变量生产出非市场商品。第5篇非理性行为贝克尔认为，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或者说，非理性是对最大化的偏离。通过对冲动模型和惰性模型的分析，贝克尔得出，非理性的人或厂商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第6篇婚姻、生育力和家庭家庭分析一向是社会学的领地，传统经济学对此很少研究。而贝克尔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家庭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创立了家庭经济学。他“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面的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居民户的劳动分工、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把人力资本理论、最大化行为理论、稳定偏好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贯彻其中，对家庭生活的很多重要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贝克尔对家庭研究的出发点是假设当男女双方决定结婚、生育与离婚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设法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当“合伙”的预期收益大于单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反之，保持单身或选择离婚。对于生育问题，贝克尔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子女可以看成一种消费商品，有些时候，子女还可以提供货币收入，因而还是一种生产品，而且，由于用于子女的支出和子女带来的收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子女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使得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有时一种生产品。”如果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就会决定不生育；反之，则选择生育。据此，贝克尔解释了发达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问题，以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生育率的问题。第7篇社会相互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行为主要是利己的，但也有利他的一面。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更是普遍。贝克尔指出：“即使自私的家庭成员有时对其他成员似乎也会采取利他主义行为”，“对亲戚的利他主义是人类和动物‘本性’的持久的遗传特性”，“经济学家的个人理性同社会生物学家的群体理性的结合能够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分析。”从数学模型的分析中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具有合作倾向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可能分享合作的同胞的好处；在其实践有可能被模仿时，甚至那些自觉选择其行为的自私的理性个体，也会觉得作利他主义的事合乎他们的利益。模型证明：如果某些生物种是在集团竞争中延续下来的话，舍己救人的利他主义者的遗传基因就不会消失；理智的利他主义者的利他主义小于不理智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将比不理智的利他主义者和自私的个体更适于生存。这部书中，贝克尔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然而，经济分析所能运用的领域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运用贝克尔的经济分析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进行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贝克尔的这种分析方法是阅读这本书后我们所应学习和掌握的，我们应学会并积极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来研究解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