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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一近年来，一则消息在史学界逐渐引起兴致，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明朝灭亡的关系。据媒体刊载：“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洲出现，迫使满洲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从科学角度来说，翁氏所言是否完满准确，非本文所能讨究，然有学术研究成果为之遥证。据专家称，1400－1900年间，各地极端初霜期较现代明显提早，内蒙古和东北大约比现代早30天以上，1620－1720年是寒冷冬季，按世纪划分则以17世纪为最冷。另有学者综合了已有相关论述，指出：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称“明清小冰期”。特别是15世纪至17世纪寒冷特征最明显。有的专家认为，16世纪至17世纪这个小冰期是受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行星处于不同位置而引起的引力、电磁场、宇宙线、宇宙空间物质密度变化等变化而来的，故又称这个时期为“明清宇宙期”。“在传统社会里，低温会使农业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农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移位、大战乱。”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明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证明：“无论从灾荒总数，还是成灾频度，以及灾荒的破坏力，明代的灾荒都是空前的，仅以灾荒频度而言，明代也首当其冲。”这其中，北方地区是高发区。究之史实，结论是可信的。然而，更加严重的是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差别悬殊，尤以西北、东南鲜明。北方以粗放式农业为主，长期的开垦耕种，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九边镇的大部分地区，因兴屯田，率皆如此。于是偶一逢灾，便致重荒。至于说到王朝后期自然灾害频仍，非绝对频仍也，实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而予之醒目。明朝是最典型的。明朝后期并不是自然灾害频度最高期，但破坏力却异常强烈，北方地区最甚。自万历至明亡，北方地区的天灾主要是水、旱、寒、蝗。仅以明后期破坏最严重的旱灾为例，以《明史?五行志》为据，罗列如下，以观其概。(1)万历四年十二月命礼部祈雪。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亦如之。崇祯五年十二月，命顺天府祈雪。六年、七年冬，无雪。(2)万历十二年秋至十三年四月，京师不雨，河井并涸。十四年三月，以久旱，命顺天府祈祷。十八年四月，旱。二十六年四月，旱。二十七年夏，旱。二十九年，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旱。三十年夏，旱。三十四年夏，亢旱。三十七年，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旱。三十八年夏，久旱，济、青、登、莱四府大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天启元年，久旱。五年，真、顺、保、河四府，三伏不雨，秋复旱。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六年，京师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及宣、大边地旱。十六年五月，祈祷雨泽。以上只是自然灾害之一种，而且多有失载。如崇祯十三年，“山陕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能够记入正史的灾害，应当是破坏惨烈、为害严重的，失载者尚且“人相食，草木俱尽”，记载者又能到何程度?明朝后期北方地区之社会状况，仅从灾异角度即可见一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旧史所载自然灾害，基本局限于王朝直辖之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鲜有顾及。大自然降灾，是从来不考虑政治格局的。明朝后期长城以外，包括东北地区，同样遭受着自然灾害的频繁摧残。从蒙古草原的“赤地千里”，到辽东女真的“漂没人畜”，其受灾程度未必亚于内地，只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关系，灾民少于中原而已。那么，具体到明末女真族崛起，与自然灾害到底有什么关系?笔者草撮零散资料，期能简予素描。二关于明末女真族地区自然灾害状况的史料少之又少，但明朝和朝鲜方面，以及后金建国之后，还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片言只语，将其萃集，尚有一个粗略的线索，作为探寻的踪迹。清朝《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史的重要资料，但其多为彰显帝王创业事迹，于自然灾害少有录及。不过，间接的载记仍透露出些许信息。例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甲申年(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五月某夜，有贼人努尔哈赤庭院，被其击昏，亲族至，皆言杀之。努尔哈赤道：“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此段话说明，努尔哈赤存粮不多，而粮食关系到部落聚合离散；同时可见，掠夺经济盛行于女真族中，掠夺经济的存在，正是生产力低下的倒映。再如《满文老档》载：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若征国人粮赋，则国人受苦。遂令各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始于荒地耕种之。自是免征国人粮赋，国人遂无忧苦。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诸贝勒、大臣请出兵征明，努尔哈赤不允：“今若征明，义在我方，天佑我也!天既佑我，或有所得。即有所得，则其所得人畜何以养之?我等尚无粮库，养其阵获之人畜，则我等原有之人均将饿死矣!乘此闲暇，宜先收我国人，固我疆土，整修边关，垦种农田，建仓库以积粮。”。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前夕，建州女真尚无规模粮食储备，并非粮食丰足无需储备，而是至多仅供食用无余粮可储备；同时，或许其中暗示着农耕歉收或遭逢自然灾害。明朝和朝鲜史料，对此有所补益。万历十四年(1586年)夏，辽东大水；八月，辽东巡抚等请急赈恤；九月，辽东水灾，十二月，“辽东抚按会题：辽镇今岁雨水风虫相继为灾”。据金人后来回忆：“昔明辛卯年大涝，山为之崩，人亦漂去”。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这一年，建州攻取了长白山鸭绿江部，而朱舍里、讷阴部亦联合叶赫部劫掠了建州所属山寨。自然灾害又使女真族互相攻伐。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奉使建州，其与建州人对话有言：“往在戊子年间，你国地方饥馑，饿莩相望，你类归顺望哺于满浦者，日以千计。”戊子年为万历十六年(1588年)。是年，努尔哈赤与哈达部联姻；而叶赫部“歹商、猛骨孛罗告饥”，明朝“各予粟百斛”。“时有酸之酋长葛儿气唆儿戈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其子非英冻为大臣。又东果部酋长克辙孙呵呵里，亦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长公主嫩姐妻之，授以大臣之职。又鸭里古酋长胡喇虎，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将其子胡里罕赐姓觉罗，为养子，亦授大臣之职。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互市交易，照例取赏。”这场饥馑，当然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努尔哈赤正是借助着“饥馑”，迫使周边各部“归附”遂日益壮大。他度过灾荒的办法，是与明互市、“借食”朝鲜，同时对未归附部落进行掠夺与征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朝鲜《李朝实录》载：“时西方失稔，虏地尤甚。老酋遣人来言于满浦日：‘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云云。兵使李箕宾驰启曰：‘往年胡地失稔，故去春胡人之取食满浦者日数百人，仅以支过。今年比往年尤甚，明春之胡人取食满浦者必加于上年，未审何以处之乎?伏望自朝廷预为指挥’云云。今年江边赤地千里，土民皆怀流散，而官无储谷，赈救无策，加以胡地又如此，明春窃发之患，极可虑。”。是年，曾被建州灭亡而努尔哈赤迫于明朝压力又不得不使之复国的哈达部，“国饥，人皆无食，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太祖见此流离，仍复收回”。可见此次旱灾波及较广，而且是连年灾害。为整合力量，努尔哈赤于当年编定了40牛录。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鲜文献称：“今秋失稔，北道尤甚”；辽东巡按御史报：“建州联西虏暖兔伯，缔昏忽剌温，借粮朝鲜，声势叵测。”。海西女真辉发部于本年亡于建州。三十六年，辽东巡按赵楫言：“边地灾伤，无处不苦，宁远、前屯一线通关，地尤沙碛，开原、铁岭三面环夷，民乏恒产。”建州的动向则是攻掠乌拉部的一个山城，“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同时向明朝示好，沿边界立碑。三十七年，辽东又逢大水灾。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辽东大水，次年明朝官员称：对建州“令其粮饷不敷，如遇饥荒叩关乞衰，于清、抚之市暂准各籴，如四十一年故事，以彰我生养之德”。知建州曾遭大灾，努尔哈赤只得求助于辽东地方当局。他遣众越界耕种，明朝官员认为：“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独其地颇硗瘠，粮料时苦不给，欲为广垦储粮之计。”看来建州地区地瘠产低，粮食匮乏，最易遭致饥荒。四十三年，辽左旱灾，“处处灾旱，司农告乏”。四十五年二月，朝鲜地方官驰启：“建卫住胡罗可多等十一名归顺来到，女真训导河世国探问，则言唐人五十名铸铁于?パ舯そ?处，奴酋闻之，发军捕杀。天朝亦发怒，拘留向化，废去场市。奴酋反有降志，代送胡人四十余名，故复令开市。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由此观之，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遭遇的自然灾害是比较严重的。而明朝当局在处理与女真关系时，动辄以闭市相要挟，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把努尔哈赤逼上了反明的道路。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励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八旗兵占领抚顺，揭开了明、金战争的序幕，也使辽东地区在一段时期处于自然灾害与战争人祸的双重笼罩之下。同年六月，“辽东饥，议开登莱海运，召商募舟”；“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第二年冬，“辽地大雪，多冻饥”。而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年)灾害更加严重。“辽东旱，巡抚周永春以援兵四集，籴买维艰，请旌劝本镇输助官民”；“辽东旱，木株尽萎，巡按御史陈王庭疏请济发。略云：……奈河西宁锦一带自春徂夏，?u时不雨，千里已成赤地。河东开铁诸处早为戎马之场，独辽阳海盖春初稍沾雨泽，禾苗尽出，满拟有秋之望。不意六七两月旱魃为虐，炎热若焚，辽阳禾穗未秀而枯，刍谷尽槁，即泽草木亦皆焦枯”。后金方面，据熊廷弼疏称：“贼中部落无食无盐无布”，所以，努尔哈赤抓紧了对明朝边境地区的劫掠。同时，河西地区大旱受灾者也包括东蒙古诸部。“蒙古诸部大饥，多人塞乞食”。明朝户部郎中傅国反对经略袁应泰大收蒙古饥民，认为：“西夷所以荒者苦二三千里之旱也。即我辽左亦然，天未斗割也。唯我以天下全力注辽，故辽千里之旱不觉耳。奴之荒则与西夷共之矣，闻矣病饥甚，自赡不足。”自然灾害并不顾及政治疆界，所以在辽东，明、蒙、金皆受到灾害的侵袭。明朝因抗金而“天下全力注辽”，故而未觉灾重。后金摆脱困境的方式，主要是掠夺明朝。天命五年六月，后金军队“入抚顺路，直至沈阳城外十里处，杀明兵百人，俘获四千，掘取窖粮载归”。蒙古方面因受灾较重，且内部政治分裂，情况复杂，有入塞乞食于明、请求封赏者，有投金、附金者，有趁火打劫掠夺明朝者，亦有与后金争夺者。如天命四年后金与札鲁特蒙古盟誓结好，“盟誓期间，蒙古国因无粮谷，屡至开原、铁岭掠粮。或掠粮而去，或被擒拿，夺其牲畜，凡有七八次，获牛计千余”。辽东地区的政治关系，受饥荒影响而更加复杂化。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久旱。持续的自然灾害必然加剧饥荒，也加速了后金征明的步伐。是年，八旗兵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破沈阳、辽阳及河东70余城；次年克广宁及河西40余城堡，山海关外几乎尽为金有。只是努尔哈赤收缩战线，并避免与蒙古冲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