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

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四合院，却是70年前的一场惊天大谍案的发生地。这起被国民党政府称作“北平谍案”的暗战，是中共情报战历史上少有的重大损失。多年来精心布局的中共北方情报网几乎因此被连根拔起，多名优秀的中共情报人员被捕入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将校军官，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以熊向晖为首的“龙潭后三杰”也险些暴露，还有一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国民党将领也受到牵连。灾难发生后，虽然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很快控制了局势，但那段时期中共情报战线还是元气大伤。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方情报站示意图（部分）北平谍案过程曲折复杂，并充满了戏剧性。下面就请跟着我回到七十年前，经历那场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1947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跟胡宗南率领的国军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捉迷藏”。电台几乎成了中共中央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渠道，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尤为迫切，要求各地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北平作为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北平情报小组的任务尤其繁重，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成为引发整个谍案的导火索。孙连仲孙连仲是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孙连仲主张抗日是没得说，他的政治立场也一直暧昧不清，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老上级冯玉祥很像。中原大战之后他带着西北军的部下归顺了蒋介石，改编为地二十六路军，并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蒋介石认为孙勇于作战，忠于上司，因此采用怀柔手段对他大加笼络，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1931年，孙连仲率领二十六路军曾参加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进行了一半，“九一八事变”爆发，围剿也暂时偃旗息鼓。孙连仲说自己牙疼，要求回到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孙连仲的很多部下心系抗日，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府不组织抗日却一心“剿共”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趁着孙连仲不在，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的一万七干名官兵在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师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宁都起义旧址（位于江西省宁都县城梅江畔，原来是一座耶稣堂，始建于1916年，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有394平方米，底层展览图片照片，二楼是当年的会议室，陈列了赵博生的部份生活用具。整个庭院占地约2040米。）蒋介石听到“宁都暴动”的消息之后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宁都起义是红军创立以来，第一次出现整整一个军建制的部队发生起义。当时的红军受到多次围剿，实力很弱小，兵力不过两万，宁都起义一下子使得红军兵力几乎翻倍。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毛泽东高兴坏了，这批原西北军将士都是骁勇善战，经过整编后称为红五团，成为红军的一支劲旅，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毛泽东曾于1938年12月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与部分宁都起义将士合影孙连仲牙疼得蹊跷啊，这小子是不是暗中通共？这是故意给毛泽东送兵去了吧！查，给我狠狠地查！但查了半天，貌似跟孙连仲本人没啥关系，后来虽然恢复了二十六路军的番号，但编制缩小，此后蒋介石对孙连仲虽然表面上仍然笼络，但内心颇有猜忌。在抗战发生前，孙连仲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军队，兴修水利。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孙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像孙连仲这样的悍将，在围剿高潮时被派去修水利，显然蒋还是对他不信任嘛！这要搁别人身上，早就郁闷得要死，不过孙倒是不在乎，只要别派我去“剿共”，干啥都行。他干得热火朝天，显然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名劳模，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获得嘉奖。在抗日战争中，孙先后参加了太原会战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枣宜会战等硬仗。台儿庄战役中，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地方为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死伤十之七八。孙连仲的部队据守南关一隅，死拚不退。这时，李宗仁来电话，严令第二集团军守至次日拂晓，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孙大义凛然地说：“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旋集合可用之兵，包括炊事兵、担架兵都一并参加，组成一个敢死队，于午夜袭击敌人。这时，池峰城来电话请示可否撤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台儿庄抗战胜利后，陈诚保举孙连仲担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孙连仲到任后，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更令孙连仲感到愤怒。北平是侵华日军司令部的所在，谁都知道那是个油水丰厚的地方。陈诚保举孙连仲到这里，并没有按什么好心，主要目的是让他起到“背锅侠”的作用。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另外，十一战区的各个部队并非孙的部队，而是各有背景，从人事到兵力运用，孙皆不能插手。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孙连仲名义上是最高长官，但实际上被这帮人架空了，好处都被他们占了，但是“接收”造成的后果和责任，都得由孙来扛，换谁都得发火啊！孙连仲曾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别人想干，我不想干。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在孙连仲身边，时任中将参议的余心清，觉得这是一个策动孙起义的好机会。他曾任冯玉祥的秘书长，是冯玉祥的心腹。1946年4月，冯玉祥、李济深、蔡延锴等人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行倒蒋活动。余心清奉冯玉祥、李济深之命，携100万巨款到北方策动国民党将领起义。被当成“背锅侠”受窝囊气的孙连仲，自然就成了他策反活动的头号目标。第十一战区于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余则担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的职务。余心清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内容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怒，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电报是余心清自作主张，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如果孙连仲弃暗投明，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孙连仲已经基本被架空，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但毕竟名义上是国民党一方大员，投诚过来对于国军的士气是很强的打击。但是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应当由专门负责统战的同志负责，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的大忌就是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余心清的密电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本应另谋打算，但他迫不及待地不愿干等下去，又自作主张地举行了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在会上，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美联社记者听风就是雨，立刻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大为吃惊和震动，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面前一叠声地命令道：“一律逮捕，一律逮捕，一律逮捕！”蒋介石的声音里带着愠怒，“务必竭尽全力，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地下共党，宁可错抓，也不能放过一个！”估计蒋介石脑海中回忆起，1927年的国民党被中共渗透成筛子的情况了，连说的话都跟当时一模一样。蒋委员长震怒，下面能不肝脑涂地努力办事吗？这一查，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事情，成为推倒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第一张骨牌。以国军的一向作风，任务是要一级一级派下去，如果事情做成了，那都是领导的功劳，要是搞砸了，就是下面人背黑锅。引发委员长震怒的这天字第一号任务，经过层层下发，最终落到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头上。保密局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10月，前身是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北平站为甲等站，共有六任站长，他们是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和徐宗尧。其中马汉三为第一任站长，王蒲臣为第五任站长。站内分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秘密组织为秘书室、机要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总务科（设收发室、传达室、警卫组、汽车组、总务组）、电检科、情报科（设情报组、特别情报组）、行动组、策反组、学运组、心理作战组、特别情报组、华北补给站（枪械弹药的补给和装备），在密云、房山、南口、固安、滦县等地设有情报组。公开组织遍布北平、保定两地的军、政、经机构，如北平行辕第2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处、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稽查处、保定绥靖公署稽查处、空军第2军区调查统计室、第72兵工厂稽查组，此外在北平市政府、民政局也都有区、科级部门。公开组织的行动在名义上挂着行辕、剿总、绥署等上级机关的牌子，实际上听命于北平站长，各机关负责人无权干涉。当时的北平站长是马汉三，他把任务派给了电检科科长赵容德，由后者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赵荣德不敢怠慢，组织全科上下努力监听，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电检科一连大干了几天，却什么都没有什么发现。据说电台最终是这样暴露的：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胡乱调收音机频率收听，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这种说法演绎成分太大，未免把国民党情报工作说的有点儿戏。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发报，持续数小时。电检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赵荣德把电台侦测结果，上报给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谷正文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阳人，1931年考上北京大学，本要立志做学问，没想到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后积极投身学运，秘密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在林彪的115师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成为一名军统特务。然而，据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他就秘密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还有人揭发，在被日军俘虏之后，谷正文成为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特高课(剿共班)课长长武山英一手下的汉奸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总之，这个人的经历十分复杂，在共军、国军、日军手下都干过，并且往往是双面间谍。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于是谷正文被委以重任。思想品质就不谈了，谷正文头脑很聪明是肯定的。赵荣德上报的电台侦测结果，给谷正文出了一个难题：这一片有百十号人家，到底是在哪一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