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

论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2015-03-0412:12:38《史学集刊》万明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起义中脱颖而出，“不十余年而成帝业”，颇具传奇色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自贫苦农家而登上封建帝王宝座，并开创了二百多年封建王朝的人物。长期以来，对他成功的奥秘何在的问题，往往强调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儒士对他的影响作用方面来总结研究，而忽视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的探寻。本文拟通过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历史现象，对朱元璋的成功之道作一新的诠释。一、从农民到皇帝——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中的成功范例由于本文主要论述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首先谈一谈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本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首先提出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学的核心是政治体系，研究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不应局限于政治结构及其作为，而且还应当了解和分析其基本倾向，这就是“政治体系心理的方面”。即政治文化。①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时期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情感的总和。由于人们的政治活动与政治体系的运行，都离不开政治思想观念、政治价值取向、心理情感等因素的方法支配，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可能更全面地把握和限制政治现象因素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开展对政治史的整体研究。一切文化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物质形态的凝聚。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整体思想的视野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发韧于上古先秦时代。从那时起，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就是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于是，取之不竭的传统政治智慧便贯穿着中国的政治历史。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反过来又作用影响于整个社会。汉代刘熙解释“传统”一词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②传统所指的是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制度、艺术、风俗、心态等，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定性的概念。就某种意义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圣贤世代相传的“道统”几乎可以相提并论。纵观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学说占有重要地位，它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观念、政治俗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心理情感。植根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家庭血缘宗法社会土壤中的古代君主政体和与之相适应的这种政治文化紧密相结，构成中国古树上的常青之藤。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事物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基本要求。下面结合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对朱元璋作为主体的选择和实践作些具体的考察。1.从小的熏陶与潜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朱元璋出身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辈因贫穷一再举家迁徙，他的父母、兄长“农业艰辛，朝夕彷徨。”③他从小就替地主牧羊。可是，在史籍中，载有他和牧童伙伴们常玩装帝王游戏的记录。他会用棕叶做成胡须，把一块车轮木板顶在头上当作王冠，用碎木片做笏，命令其他孩子在自己面前站成一排大礼朝拜，“俨然王者。”④这提示我们，尽管他当时年龄尚小，地位低微，但传统政治文化世代传递的投射，已在其内心深处埋下了为王称帝的潜意识。参与政治活动以前，朱元璋只上过几个月私塾。小时候他对国家政治大事的启蒙，是来自他的外公。他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做过亲兵。宋亡时，陆秀夫背负六岁小皇帝跳海身亡。张世杰率船突围，不幸遇风殉难。朱元璋的外公九死一生，侥幸生还，晚年时常常谈起这段伤心的家国之恨。朱元璋幼年时很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到一些政治启蒙教育，⑤接受了传统忠君爱国观念和反抗民族征服的思想，自然也会接受一些政治莫测、王朝更换、皇帝可以替代而为的思想。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濠州遭受严重灾荒，朱元璋的父母兄长于半年内相继死去，孤苦无依的他不得不栖身皇觉寺，做了和尚。在到处游方化缘的三年多时间里，朱元璋到过淮西一带不少地方。淮西是后来成为元未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彭莹玉进行秘密活动的地区，朱元璋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青年，在漂泊生活中受到起义的启蒙，感受到改朝换代的风雨欲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回寺院后，他交结朋友，“立志勤学”。⑥红巾军大起义爆发，伙伴汤和传信召唤，朱元璋起初尚出于本能“既忧且惧”，但在寺庙化为灰烬，又占卜得吉后，毅然投奔，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2.与政治生涯几乎同步开始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变化投军的第二年，朱元璋略地妙山，得到冯国用、国胜兄弟的归附。当时，朱元璋“从容询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⑦不久，在攻取滁州的途中，“少读书，有智计”的李善长到军中谒见，言道：“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⑧占领金陵帝王之都、仿汉高行事平定天下，这一建议，无疑唤醒了朱元璋内心深处为王称帝、改朝换代的潜意识，由此，朱元璋从事政治活动追求的政治目标真实而明确地树立了起来。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和儒士在政治目标认同基础上形成有机结合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仅发生于他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二年。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渡江，拔太平（今安徽当涂）。当地李习、陶安等出迎。陶安这位“习先圣之道，所目皆通”的儒士，⑨又以不烧杀掳掠，“首取金陵以图王业”进言。⑩朱元璋于是“首抚姑孰，礼仪是尚”。（11）由此开始自觉地以传统儒家政治学说及观念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攻下金陵后，他改名应天，设官建政，为日后奠定了帝王之基。这时，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供阅览。曾对侍臣詹同等说，汉武帝时购求遗书，“六经出也，三代之治始见”，提到他在宫中无事时，“辄取孔子之言观之”，认为“真治国之良规。”（12）参与政治活动五年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刻地渗入了朱元璋的内心，其深层心理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他始终牢记徽州老儒朱升教给他的三字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3）以及徽儒唐仲实告诉他的历史上著名帝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得以平天下的道理。占据婺州这一理学中心后，他特聘当地儒士十三人为他讲解经史，任宋濂为五经师，从此深信集传统儒释道学说大成的理学是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政治学说。（14）在平定浙东的过程中，他又再三礼聘浙东著名儒士叶琛、章溢、刘基到应天，为他的政权服务。这是他进一步全面接受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时期。3.新王朝政治目标设定所体现的全面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在朱元璋成就他建国称帝政治大业的过程中，曾经发布过两个著名檄文。其一是声讨张士诚的《平周榜》，历数张氏罪状8条，完全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道德观念为出发点。其二就是他遣师北伐，发布的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这篇出自大儒宋濂之手的檄文，明确声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5）毫无疑问，其中心思想是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华夷观和天命观论证了朱元璋讨元、王朝兴替的合理性，表明新王朝的建国纲领是要恢复传统政治文化所规范的封建纲常统治秩序。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檄文极为突出地体现了对传统政治文化全面恢复和继承的态度。檄文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北伐进军与朱元璋登上帝位步伐。4.成功的奥秘所在从上简略回顾了朱元璋由农民到皇帝地位转换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过去研究中讲朱元璋背叛、锐变的多，但是对他从小在传统政治文化氛围熏陶下形成的政治心理因素注意不够，更没有看到这不仅是他个人或者阶级的局限，还有着整个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朱元璋的成功正是他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理想政治人格模式自觉仿效和成功实践的结果。①“顺天应人”。对于王朝更替的所谓“革命”的政治行为规范，在政治文化上直接导源自先秦儒家。《易·彖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顺乎天”，即“天命”。汉董仲舒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16）这一观念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观念。当王朝更替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时，朱元璋崛起于群雄，声明替天行道，充分论证他起而代元的合理合法性。北伐檄文中的“恭承天命”，意义即在此。二是“应乎人”，也就是人归。自先秦以来积淀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命”，体现的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依赖于现实，见诸于民心的。民意是表示天意的基本途径。荀子曰：“天下归之之谓王。”（17）因此后世明智帝王创建帝业，无不遵行儒家传统“倡仁义”，“收人心”。朱元璋正是走的这条传统政治的有效途径，“不嗜杀人”，“勿贪子女玉帛”，以此戡乱摧强，成就帝业。自觉地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规范自己的政治追求与活动，才使他在元末群雄中卓然不群。应该说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审时度势，鉴古知今，遵行“顺天应人”传统政治准则，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集中反映了元末社会各阶层求治、求统一的政治期盼，所以才能拨乱反正，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②“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工夫；“外王”是指人对于社会的功用，即事功。“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梁启超曾言：“‘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而外足以经世。”（18）高度概括了“内圣外王”在传统文化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20）要求克己，重建与礼的和谐关系，正是儒家内圣学的起点。其目的是恢复重建社会秩序，无疑也就达到了“外王”的目标。古代思想家们都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各自的发挥。而“内圣外王”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标志是《礼记·大学篇》。其中的三纲八条在于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这种传统政治意识世代传递，经宋代理学家的大力阐释，更突出了“内圣”的一面。他们强调格物穷理，获得道德规范的认识，最终使个人言行自觉地符合“天理”的要求。“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理想人格模式。社会向人的内化造就了个人，人向社会的外化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社会前进。人生的历程是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过程，是不断地内化和外化的过程。我们不能说朱元璋的成功，是他达到了“内圣”的道德完满，但是一定的历史前提为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则必须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朱元璋的成功除有元末历史所提供的参与政治的条件以外，毕竟还取决于他本人对特定的政治形势及政治角色的选择认识和把握程度。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一切政治实践无不为一定的政治思想所指导。在朱元璋的政治活动中，供他选择的政治文化观念，是为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所规定的。历史为他提供的为王称帝成功的范例，也无一不是依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因此，想要成功地圆他的帝王之梦，无疑就要遵行传统。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很早就已认识到了。他从一个潜意识中具有出人头地统治欲的贫苦农民开始他的帝王之旅，在无法生存的社会环境中怀着挺而走险的心理投身政治激流，随政治自我认识的深化，潜意识的升华，他“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政治思想观念逐渐成熟，在自觉地与满腹经纶的儒士们结合，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规范自我、调节自我的过程中，展开了帝业的追求，并最终实现了称帝，完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外王”的赫赫事功。从农民到皇帝，这一历程折射出传统政治文化无形的强大力量，而朱元璋的抉择是自觉地走进传统政治文化铸就的帝王模式。可以说朱元璋的成功，是历史传统的客观制约性和主体选择性两方面结合成功的结果。二、治国之道与治世——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统一的新王朝取代腐朽的旧王朝，是历史的进步。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既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创造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何治国，是历代统治者所苦心积虑的重大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找到了稳定国家的钥匙。明初他对大明王朝的构建，对社会的整合，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立一系列制度，无一不渗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与其突出的个人性格特征。明初政治是传统政治文化全面付诸实践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礼治观的继承和实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