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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砰的一声,大自然放下一块雄奇壮美的高原,贵州!见到彝族老支书文朝荣。一张黝黑脸膛刀刻斧凿,一双凛然威目正气逼人。一座雕像。一尊雄魂。与各族人民化为一体。凝立。眺望。沉思。诉说。老人与历史——苦在前头云雾缭绕,奇峰连绵,山路弯弯,深谷流泉,风光如画……开窗见美景,出门临高峰。其实,很多自然美景后面都隐藏着历史的愁容:贫困与艰难。“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石头山,羊肠道,浅表土,漏水地,小块田,存不下的雨水哗哗流进深不可测的地下溶洞。一个字就可以概括贵州的历史:穷!几千年来秦皇汉武、夜郎君主、土司酋长,无论怎样的英雄,都没能拔掉贵州大地盘根错节的穷根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春风吹到这里的时候,一户农家分得六块田,绵绵细雨中,女儿和父亲兴冲冲上山数田,女孩扔下斗笠,用手指点着,数来数去却只有五块。另一块呢?父亲笑眯眯地说,在你的斗笠下面呢。女孩哭了。这是一个传说,却从侧面反映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苦和穷。何人何时能拔掉贵州的穷根子,成了穿越千年的历史悲问。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这份渗透辛酸和血汗的考卷放到了所有共产党人面前。正如穿着补丁棉裤的毛泽东在进京前夜所说,我们进京赶考去了,这是一场“大考”。曾经,苦与穷、泪与血,造就了烈火怒潮般的革命贵州。文朝荣小时听老辈人讲过,被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红军路经这里时,死伤累累,疲惫不堪,一声“打土豪分田地”却喊亮了穷人的天!乌蒙山下,赤水河畔,乡亲们世代传唱着一支悲伤的歌谣:“买上一尺遮羞布,肩膀要当脚板磨!”如今红军来了,他们的歌一夜之间变了:“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贵州数万名各族儿女呼号着参加了红军,仅毕节地区就有五千多人入伍。新中国成立后,毕节没出一个将军——他们大都战死了,活下来的没几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贵州出兵六十五万多人,他们穿短裤、踏草鞋、戴斗笠、背大刀,冒着漫天风雪远征到上海、武汉、南京,直至缅甸,死拼到底。日本鬼子曾惊呼,在淞沪战场上,中国的“草鞋军”把上海变成了“血肉磨坊”。战争,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巨大牺牲证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那时的共产党人,每人都懂得这个大真理。所以,他们制定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律……文朝荣记得,毕节解放不久,身穿军装的工作队进了赫章县2的海雀村,一个大胡子老八路笑呵呵地告诉他,娃儿,我们在邻村办了个小学,你可以去读书识字了。他急哭了,用彝语说,我家没钱啊!不要钱!于是,这个十多岁的光脚娃爬山越岭,在油灯下读了三年小学。因为生产队急需记工员,他不得不终止了学业。请记住,从共和国草创之初到改革开放中期的数十年间,贵州山村绝大多数学生娃都是光脚走进校门、走出校门的。“流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无论我们走出大山多远,娃儿赤脚翻山的苦,父母拿不出学费的泪,破麻布裹着的课本,还有父老乡亲期待的目光,都不能忘,忘记就是背叛!海雀村是苗族和彝族的聚居村,文朝荣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第一个文化人,第一个会说普通话,第一个识文断字,第一个读红头文件,第一个铁心跟共产党走的人。距离赫章县城近百公里、藏在大山窝里的海雀村曾被称为“苦甲天下”,全村海拔两千三百米以上,长年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坡田薄土,包谷只长半米高,结一个小棒子,村民戏称田鼠也要跪下才能啃到。一年四季,家家户户一季包谷三季野菜,许多人家连盐巴都买不起。男人们衣衫褴褛,女人们的裙子烂成了麻条。霜雪满天的冬季,四面透亮的“杈杈房”(窝棚)里,乡亲们钻草铺、盖秧被,和牲畜们挤在一起睡,为的是老黄牛的呼吸可以带来些微微的暖意。六十二岁的村民王学芳告诉我,他十三四岁还没穿过裤子,那年月“山上只要没毒的都找来吃,大便像小便一样稀”,“一袋炒面、十个鸡蛋就可娶回一个媳妇”。政府发一次救济粮或衣物,海雀村就得大哭一场。村民要,干部也要,“狼多肉少,分不下去啊!”村委会上,火爆脾气的文朝荣说,这是救命粮,不能搞平均,不能撒芝麻盐儿,“救命粮一定要给那些最穷最饿的人吃”。他铁青着脸,逼着干部让。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好些人家都有四五个娃,最多的有九个。谁家都吃不饱,谁都让不起,村干部蹲地大哭。文朝荣吼道:“我带头!咱别忘了,红军打仗时干部冲在前头,现在干部要苦在前头!”苗族老奶奶安美珍家几个月不见粮食粒儿了,锅里只有一点野菜,而且发了霉。文朝荣来了,“砰”的一声把一袋包谷放到地上——那是他让出来的救济粮。老奶奶活过来了,活到今天,九十三岁了,瘦小、结实、驼背,像半截老树根。去年家里杀了两头四百多斤的猪。就这样,文朝荣吼了四次“干部要苦在前头”,喊了四次“我带头”,先后让了四次救济粮,让得老婆哭孩子叫,让出一个皮包骨的铮铮硬汉,让出一个响当当的共产党员,让出一个温暖人心、凝聚人心的村支部书记。这件事上了当年的《人民日报》。3千年穷困,十年浩劫,一穷二白的贵州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各级干部们灰心丧气,束手无策。海雀村成了全县有名的填不满的“大深坑”,政府愁,干部怕,路途远,村民多年没看到干部的身影了。1984年,数月的大旱和低温让毕节地区的饥荒愈发严重。1985年5月29日,新华社记者刘子富走访了几个县后,又来到赫章县海雀村。文朝荣沉痛地对他说:“我领你去看看村民的穷日子吧,我这个支书干得不好,不争气啊!”两人转了三个村组、十一家村民。这里的赤贫和饥饿让刘子富深感震惊,一篇报道急电中央:贵州省赫章县各族农民中已有一万两千零一户、六万三千零六十一人断炊或即将断炊。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她家四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三个月的盐,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五天了。苗族社员王永才,全家五口人,断粮五个月了。走进苗族大娘王朝珍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那条破烂成线条一样的裙子,一走动就暴露无遗。见有客人来,大娘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难为情地低下头。……记者在海雀村一连走了九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有米饭的,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数天后,即1985年6月4日,刊有这篇报道的《国内动态清样》放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写字台上。这位出生在穷困陕北的老革命家、红区创始人之一,一定读得很激动也很沉重。老人做出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批文电传贵州。1985年7月24日,刚刚就任省委书记几天的胡锦涛指示相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紧急调拨大批粮食和救援物资,星夜兼程运进毕节各县。海雀村欢声如雷,那里的炊烟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如此饱满、温馨,飘散着米面包谷的袅袅香味。同时,胡锦涛亲自赶往赫章县等地,走访了许多村寨。看到那里到处是秃山野岭,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干部群众的意见。结论是明确和严峻的:靠救济解决不了贫困,让山绿起来,让土肥起来,让水4留下来,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大计。这是一个悄悄的重大的启程:科学发展观思想就这样在毕节大地上起步了。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旨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工程——“毕节试验区”宣告成立。贵州,终于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老人与时代——走在前头“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科学发展观思想迅速传遍贵州大地,老支书文朝荣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门,霍地亮了!1986年春节前的一天,他在村干部会上提出,要发动村民上山义务种树。大家怀疑老支书的脑壳儿进水了,周围几座大山全是光秃秃的“和尚坡”,都绿化了要干几辈子啊!文朝荣说,我们的山本来是绿的,为什么现在成了秃山?为什么我们的田亩越来越薄?粮产越来越低?为什么我们穷得穿不上裤子?因为我们世世代代把树砍光了当柴烧,再这样下去,子孙后代连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村民代表会上阻力更大,许多人七嘴八舌叫,不行!山上有我们很多地,粮都没得吃,种树能填饱肚子吗?文朝荣说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才能喂牲口,有牲口才有肥,有肥才有粮。我们必须豁出去,坡地本来打不了多少粮,干脆种树!有村民站起来大喊,我们的女人裙子都烂成麻条了,让她们光屁股上山啊?文朝荣说,亏你还是个爷们儿呢!把你的裤子给女人穿,你找块麻布围上就行了!村民们哄地笑炸了场。几天后,无论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无论骂娘的还是抹眼泪的,个个破衣烂褂,草鞋斗笠,都让文朝荣轰上了山。那些亲手把自家地刨了的村民,像死了亲人一样跪在地头直掉泪。但不管怎样,哭归哭骂归骂,许多年来文朝荣一直铁骨铮铮,苦在前头,办事公道,大家都服他,信任他。上山时,文朝荣走在前头,老伴和三个大孩子跟在后面,小女儿扔在家里托付给老人,常饿得哇哇哭喊爹妈。工地上,有老大娘饿昏了,有男人累倒了,有孩子冻哭了,有很多人动摇了,文朝荣黑着脸教训干部:“天大的难,地大的难,干部带头就不难!”可眼看村民累成这样,他能不心疼吗?文朝荣风风火火跑下山,把家里的一点点存粮倒空了,把二女儿文正巧准备坐月子的一百多个鸡蛋“偷”来了,又跑到区政府含泪要救济要支援:“要是山上饿死累死一个,我这辈子都活得不安宁啊!”区政府很感动,吃的穿的都送来了,村民们举着锹镐,用苗语、彝5语、汉语,一起跳脚高喊“区长万岁!”这时候,文朝荣默默站在一边,默默抹着眼泪。我们的父老乡亲,多知道感恩啊!山高路陡,天天饿着肚子爬山谁都扛不住。为节省体力,春寒之夜,村民们经常围着篝火,盖着烂衣,睡在星星底下草窝里。连续四年,衣裙越来越破了,胡须越来越长了,三个春节大年夜,村民们都是在山上过的,喝的是山沟水,吃的是洋芋(马铃薯)、包谷菜团子。苗族、彝族的青年男女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太阳出来照半坡,哥和妹来栽树多。哥在前面挖坑坑,妹在后面盖窝窝。”那热闹景象,仿佛一个来自夜郎国的古老部落凯旋,出现在当世……海雀村史无前例的“栽树运动”(当时还没有“退耕还林”的说法和政策),就这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轰轰烈烈地坚持下来了。这是全省第一个自发、自觉、自费的“村办绿化运动”,应入贵州史记。1986年,海雀村造林八百亩。接下来的三个大冬天,有经验也有自育的树苗了,又展开更大规模的造林大会战。经统计,四年间海雀村共造林一万三千四百亩。进入新世纪,国家制定了退耕还林优惠政策,村民们能得到补贴粮款,积极性更高了。十多年拼下来,周围几座石山秃岭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化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均拥有林木十五亩,全村每年享受退耕还林补贴二十四点八万元,林业价值达四千多万元,人均五万多元。这是村民义务造林得到的“意外横财”。还有一件大事,记挂在老支书的心头:计划生育。他痛切地体会到,村民极度贫困,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也是人多地少形成的。村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形成一代代的恶性循环。他大会小会、苦口婆心搞动员,可村民们怕“开肠破肚”,吓得一听计生人员到村就满山遍野躲,好多孩子都是“超生游击队”在山洞密林中的“运动战”中横空出世的——出了娘腹一声哭,落地睁眼见天空。千年习俗,乡野痼症,少造人比多种树还难。老支书知道,这项国策要执行到底,干部必须走在前头。他动员只有一个男娃的大儿子文正全率先节育,给全村树个榜样,小两口哭了几次躲了几次。老支书说:“我是村支书,说话连你都不听,哪个还愿意执行?”文正全和媳妇揩干眼泪,领回了全村第一个“独生子女证”。从夜郎国到共和国,这是海雀村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很震撼。后来文朝荣的二儿子文正友生了一男一女,也节育了。老支书有底气了,脚板咚咚响,到了有两个女儿的苗民王兴全家。你要是再生个男娃,亲不亲爱不爱?他问。自家的儿,能不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