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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病——有感于杨绛先生故去之后杨绛先生去世后，空间和朋友圈里回忆性质的言辞恒河沙数，从推送至报刊介绍其生平的作品不知凡几，校班会、语文课堂要留出时间谈论她的故事，书店媒体也乘势摆出杨绛专栏。我敢说中国文坛极少再有人能像杨绛一样家弦户诵。有人怀念，就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或改编杨绛先生的名言，作：“你最大的问题在于读杨绛先生的书太少而怀念的太多。”是为诙谐之谈。但更甚者，则是以此作梗，大谈网红现象，批判怀念杨绛者的商业化心理和居心叵测；又或者是戏谑国人的跟风心理。确实，杨绛身前说过，“不希望为人所怀念，不希望被打扰”，遂其所愿是更尊重的纪念，但那些以此为由大加批判的人，也未尝就是洞隐烛微，盖可称之为“清高病”。文人里清高的不少，谓之“士人气节”或“文人风骨”，多是褒义。但清高可分三类，一是自得其乐，旋隐而归者，许由颍水洗耳，伯夷采薇而食，陶潜归园田居，四皓长隐商山，皆为此类。二是守善慎独，严于律己者，杨震拒金，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便为此类。第三类，则是恃才傲物，唯我独尊，抱着“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飘摇浮沉。屈原将这种自负的先河首开到极致。这类人即是清高病患者的祖宗。反常规是他们遵循的第一原则，换句话说便是孤芳自赏。如果说前两者追求的是自解与自律，这类人追求的恰恰是被认可，“宁溘死以流亡兮”，但或者生不逢时，或者能力有限，他们无法获得所欲求的东西，又不愿意委曲求全，而故作清高则成为他们聊以自慰的方式。因为无法从他人的认可中获得满足，他们能够自我满足的方式，便是自诩“高人一等”。韦应物作“独怜幽草涧边生”，着一“怜”字，自哀自怜；张孝祥“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更是淋漓写尽孤芳自赏之感。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也发生在徐文长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利锥刺耳，饱受清高之累。清高病的传统可见于斯。而如今的传统文化断层以后，克己复礼的意识渐渐淡化，自哀自怜之感，却依旧深埋在骨子里养晦待生。王充言“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衰与乱可以拆开来看，当今称不上衰，犹得一“乱”字。网络的分享与传播功能，使“乱”得以生根发枝。而孑然于乱世，则是自负者的内在动机——对于未知的、大众的事物的排斥。英国工业革命本惠及中国，但按上铁路，就以扰民伤民为由强拆；西方文学初入中国时，古典派的反对声音更大。其中自然有经济与就业一系列原因，但安分传统了几千年的文化要改变，首先要突破人心中的禁锢。就像所有的“全民阅读”被称为“全民手机”那样，对于全民化，大众化运动，“内行”对其消费式、快餐式的模式持鄙夷态度。人们对“乱”的反感和排斥发于本能。拿“专家”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抨击，但网络上的抨击者，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三类清高者”，也就是谋求认可者。无论真是略通一二还是一知半解，借着批评他人获得自我慰藉满足，获得凌驾于他人的快感。所以当所有人都怀念杨绛时，这些人抓住众所周知的大众性的弊端：粗浅与跟风，作为批判的引端，来显现自己的精英思想与高于常人。自然，这种所谓的高归根结底也是站在崖壁之间窥天，狭隘得很。值得诟病之处确有，但不得不承认，许多人如今能脱口而出的《干校六记》、《我们仨》、《洗澡》；如今脍炙人口的钱钟书与杨绛的模范夫妻故事，都来自于那些被瞧不起的“科普”；而在那些“科普”顺势而红的同时，杨绛的作品阅读购买量也在上升。也许是囫囵吞枣，也许是邯郸学步，那又如何呢？越是商品化，越是好作品不断被埋没的今天，我们就越需要推广真正优秀的作品，而才拔如杨绛者，已经真的不多了。若是当真没有人怀念杨绛，恐怕才是更大的悲哀。尽管曾担任过诗社社长，也姑且自称“热爱文学”，我依然不会否认自己读网络小说、发挑逗众人的段子，和身边每一个人毫无不同。于我而言，哪怕是纯文学，也只处于个人喜好，就像有些人喜欢流行音乐，有些人喜欢游戏，无高下贵贱之分。就算自古以来提到“清高”都是个褒义词，这种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擂卖弄，是否可取呢？我不想成为一个患清高病的人。关于书信、朱生豪的书、夜晚的你夜里读朱生豪先生的信，倏想起几年前初读到元稹那两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那时候与朋友近乎戏谑地调侃两人道不明的关系，如今再读着竟成了一吟双泪流的感慨。和一张纸，砚一潭墨，然后化开笔尖，总要从很多个步骤前讲起。古书里提笔立就的天才固然多，但古人书一封信笺毕竟是很慢的，一环环在脑海中回扣，一句句摞好，下笔时候每一刃比划，都要定笔思忖。愈是不能写错，便愈是谨慎。更何况千万间别后经年，若不甄选，又哪是两句言得。袁凯有道“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间无语，只道早还乡，《古诗十九首》中拈来“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闲说日常是常态，但在这常态背后却是极为压抑的的情感。每笔顿一顿，笔锋中蕴含的道是书法别是情法。而要寄出一封信更是难上加难，鸿雁传书的神妙，我大概不能想象，只是依凭那些走马天涯的故事，想到风尘镳烟中渐出的葛巾，盼的人才看见捎在鞍后的信筒，浑身素白只由一条红线捆住，这其中的缘便被牢牢续上。能建立联系的事物，世界上大约有两种，或有形或无形。往昔河流之间的舟渡，楼与阁间架起的桥梁，乃至现代的一切车水马龙都属于前者。信件、信使这一切在人与人情谊间牵线搭桥的，则归为后者。我曾经读到余秋雨先生的《信客》，说信客这项职业“衣衫褴褛，宛如乞丐”，其中的信客，不只是送信人，倒不如说是边远山区没有执照的搬家公司。但无论寄信也好，寄货也罢，他们的职役，都将断了缘分的人们之间的桥梁重新架起，远高于任何一种有形的载体。因而收到信的人，拿到的也不只是轻轻薄薄两层纸，此间所有情谊累累叠加，垂死惊坐又怎是夸张？等一封信的苦辛，境界上最阔大的概属杜工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我由以为不及“垂死”句，大概写信、送信的情感都是很私人的东西，国破家亡的难，实则冲淡了书信本质的难。直到朱生豪与宋清如结婚为止，两人以书信的方式维持了十多年的联系，当然两人也见面，但书信依旧是不可多得的续情方式。这一切仅仅发生在民国时候，但切换一个时代看，不到一百年，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元白两人的书信至今依然广为流传，一半是因为他们诗文的志同道合，而朱宋两人在诗歌上的精神相合，也相类一般。我不喜欢朱生豪信里轻佻粘腻的，与旧书信之沉吟格格不入的部分，但不否认他的一切情话都如悦耳的音节，叮咚叮咚在耳畔响。轻佻的文字是不能常看的，但轻佻的文字能让人落泪，大抵是因为它们背后寄宿着这样两颗相似的心灵，在靠近，在共鸣。信是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配写的。说来有趣，我身边写信的朋友倒是不少的。互相寄信的有，交流诗歌的也有。但正因为寄信毕竟不可能那么困难，情感难以沉降下来，变成很深很沉的东西，交心也显得荒诞了。我不得不重引木心先生“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句，我无法否认自己也是被转变的人之一：若要我对着月光冥思苦想一晚上与心上人遥隔思恋的方式，我宁可打开聊天设备同他道声晚安。——我确有怅惘，但也绝非单纯怅惘，起码在他答一句晚安的时候，我依然能攒到一份细微的幸福。毕竟漫长的期盼和等待，对于古物的追缅，都是文人艺术审美的一部分，而欲望与渴求依然无法挣脱凡夫俗子的枷锁。要用三百六十五天圆满的等待，也未尝不可用三百六十五天细微的感动垒起的幸福取代。无由一岁新“随身带的东西不要忘记拿！”混杂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被出租车车门“乓”得一声卡回车内，在门扇骨架处发出吱呀的余音，空旷的街衢上一道明显的灰烟。只有在车灯阑珊时，红灯才恢复效用。“从长桥打车到天山只要三十四块钱，要是道路每天都那么畅通多好！”母亲感慨着，碎碎地唾骂：“最好外地人永远别回来了。”在延安西路口，她将茶饭安顿在我的书包里，挎着仿制的名牌包消失在路口。这是寒假补习的最后一天。门口负责订饭的大伯也不见了，说是回去过年了，接待处的老师指指拐角的面包房，“凑合着吃吧。”已经有一群学生在等电梯了。我一个个点数着人头，这儿的电梯感应系统已经失灵很久，几乎每个念书人都有被夹到的经历。电梯上的数字从五到四到三，缓缓地打开门。一个，两个，三个……粘着第六个人的脚跟。刀子终于以厘米之差掠过我的脊背。“哟，早上好。”我抬起头，是班里的熟人，穿着墨绿色的羽绒服，挎着蓝色的布包，衣领微向两边打开。我想起他十二月迎新义卖时穿的也是这件，一月交流会上穿的也是这一件——究竟多久没有换过衣服了呢？“早。”寒碜的招呼，到门再次打开时也没再发出第二个音节。离上课还有两分钟，我们一同走进教室，走过趴在桌上补觉的人、奋笔疾书的人、摆弄手机的人身边，各自坐下。余光中带到他那脏兮兮的衣服一点儿，可以看见窗外冷蓝色的天空，如同被冻住一般。擦过他的衣服一点儿，还可以看见卖烤红薯的孤零零的摊位。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指出：“你都多久没换衣服了？”“挨到过年才换新衣服啊！哪像你们不把年当年的……”这时候老师走进来。下课前十分钟，他在众目睽睽中站起来，俯到老师边上说了什么，直见老师点点头，他就匆匆离开了。下课时我掏出手机看见他发的说说，已经附上回程车上的照片。回到家里大家已经都在除舍了。接到命令后，我也开始整理自己的房间。和六大沓未知物品相处习惯性地无从下手。初中时候整理了满满一本的知识要点，虽然用不到，也终归舍不得吧；和初中的好友一起参加的比赛资料没大用，但大约摸是不能扔的；已经失联的朋友们寄来的明信片还得留个纪念呢；给曾经喜欢的男孩写的信意义非凡……初初分完，竟发现只扔掉一点试卷而已。和旧物相处，人总是偏向怀旧的感性，那些不含感情色彩的物品的舍留便被下定论：数学书、物理书，知识点掌握得差不多，也大概不会再看了；毕竟是初中时候的知识了，整理得再好也没用；练习册、参考书，反正不会去做……再理一遍，倒是把和学习有关的东西扔得一干二净了。——但箱盖子还是合不上。眼皮子底下是写给喜欢的男孩的情书：反正已经不喜欢那个人了。手臂将它们呈到目光能及的高度，无数鲜活的回忆如乱麻交织到一块儿，一惊之下我立刻将它们扔到一边。比赛资料。比赛都结束了，留着比赛资料干嘛呢？明信片。朋友都不在了，明信片有什么用呢？……一旦一种情感被判失去价值，与其相类的情感也一并坠入谷底。东西都理清，竟出乎意料地还空了一个箱子。正在考虑谁去谁留，刚好撞上来视察的父亲。“哟，理得很干净嘛！”他边满意地环视，边主动抱过我堆在一旁的东西，往门外走，堆去客厅的废物一角。“呃……”欲言又止。我凝神看着他的背影在拐角消失。我没有喊住他，也始终没有再去客厅。大年夜晚，我们去龙华寺烧香。绕过长长的排队围栏，远处的火光已经渐渐浮上天空。数以百计的人搓着粗如火炬的十五根香，虔诚地向寺庙四周深鞠躬。四座寺庙里面，成群的人趴倒匍匐在冰冷的地面上，沉重地叩头。他们颤抖着身躯缓缓坠落在地上，顿十秒，又极慢地、挣扎着起身，口中默念有词。没有一个人发出多余的声响，但那些最虔诚的人家，每户都约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故事。“十一点了，可以抢红包了。”隐隐约约琐碎的声音传来，瞥见几个年轻人拿出格格不入的手机在佛的面前，手指如触弹簧般上下摆动。“一块二！”佛面上不改变一点容色，财源滚滚的牌匾赫然静穆其上。“哎，我没有抢到！”……不过是一分钟的事情，他们若无其事地将手机塞回口袋，凝沉地闭上眼，又一声诚挚的叩头。当，当，当——！远处传来钟声。我去龙华寺烧香连着四年，吃越年面也四年了。四年前的饭厅没有富丽堂皇的样子，一碗面十块钱，一共不过十把桌子，都是坐得下十几人的大圆桌，镶着木纹理。四年前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烧香，吃面抢不到座位，每个人盯着一张桌子，一旦有人站起来便健步如飞冲过去抢下座位，然后朝其余人不分场合地大声吆喝“这儿可以坐，这儿可以坐！”曾祖母去世后，不过是树倒猢狲散了而已——但好在店主那善解人意的默契，大圆桌早不再有了，如同饭馆里的四人桌客来客往。母亲拍下店面招牌，又拍下面的卖相，发在朋友圈里，说“好吃！”但她一口没吃，所有的面都在我肚子里。十一点三十，约定好的，我在自己的小群里发一百块钱的红包。没有绑定银行卡，我自然凑不出那么多钱，所以早上硬是一个个QQ好友几分几毛地讨来。以表些诚意吧——群里都是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十一点五十，我回到家中，开始编辑贺年短信。四年前的这时候短信还络绎不绝，一年年萧条冷落，如今粉饰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