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尔斯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后现代主义文学代码的排比手法构成的特殊文本结构陈世丹(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福尔斯(1926-2005)1969年发表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使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他曾被许多人认为是“讲英语世界的最伟大的当代作家,第一位后现代作家”(Lyall)。福尔斯认为“文学一半是想象,一半是游戏”(Vianu),他用揶揄、多层的小说探究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之间的紧张,甚至嘲弄传统小说的叙述常规,向读者挑战,让读者对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做出自己的解释。福尔斯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们一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人们必须懂得这一预言,才能理解他们的文本”(佛克马1)。•这种特殊的语言也可称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代码”,它仅仅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所使用。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用后现代主义文学代码的排比手法构成了一个颠覆所有传统叙事的特殊的文本结构。排比(或并置)是一种“离开中心”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用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小说与历史的并置——互文性、语义单位的排比:多个主题的排比——意义的多元化和故事结尾的多重排比:三个结局的排比——世界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文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不确定性和虚构性。•一、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小说与历史•的并置——互文性••小说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化语境的排比意在揭示事实与虚构无区别。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将“维多利亚历史、政治现实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重构在叙事中”(Salami107),形成了文学与历史,即小说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并置。《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小说文本戏仿维多利亚时期的写作风格和维多利亚文学习惯使用的章节前引语,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典型的维多利亚小说使用的技巧,传统的情节悬念和适合当时连载形式的从一章到另一章情景的突然转移。•在章节前引语中,作者大量引用了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变革的论述。叙事者用这些章节前引语作为小说人物构建自己主观性并把自己从小说支配性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的背景。福尔斯用小说文本与社会语境排比的手法,构成了“一种作为历史的叙事(被历史化的小说)和作为叙事的历史(被小说化的历史)的特殊文本,从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运作和人物的解放”(Salami107)。•作为历史的叙事意指小说像任何历史文本那样构建过去。小说的叙事由于对真实历史人物以及维多利亚诗人的详细描写,对他们文本的许多引用,使人们想起过去的某个历史时期,而被历史化了。•小说中的历史也可被视为叙事,因为历史是作为叙事而实现的。历史和过去的真实事件只能以文本化的和叙事化的形式为我们所理解。历史与虚构的结合意味着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叙事话语、人文建构,它们都试图表现“真实”的世界。•虚构的人与事件和历史上的人与事件通过小说的互文文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为叙述者正是以这种方式使小说世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丰富起来。这些文本有的来自维多利亚历史的真实文献,有的来自于维多利亚文学的其他作品。这种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排比所造成的相互影响就是互文性。小说意义的多元性产生于其文本的多元性。•二、语义单位的排比:多个主题的排比——意义的多元化•以破坏、消解和颠覆为根本任务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建立了一种新的小说范式,“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基特勒13)。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表现了多个主题:人类的自由、人类的解放、后现代叙事的进化等,以意义的多元化揭示后现代思维反对中心性、整体性、体系性特点,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后现代的多元性是一切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质。•(一)人类的自由•约翰·福尔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总是关心人类自由这一普遍问题,他经常指的是个人不受社会及其制度限制的自由。“不同种类自由的出现使小说进一步复杂起来,对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多义性效果”(Lynch50)。福尔斯在小说里将存在自由、社会自由和叙事自由的表现交织在一起。•1.存在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强调存在的自由,因此女主人公莎拉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实现了她新的存在本质,从而获得一种社会的自由。•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前拉斐尔兄弟会为莎拉提供了一群可供选择的重要的他者。两年前,她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发现她可以在其他情况下拥有一个像查尔斯这样的绅士,她不顾一切是因为事实上她从不相信存在着他会娶她的任何机会。的确,她的试验只产生了扩大这个世界的效果,而她在这个世界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两年后当查尔斯发现她时,她明显不是他在寻找的莎拉了——她“不再是一个女家庭教师了”(FLW422)。•莎拉不再需要忍受维多利亚时代的框框之苦,因为她找到了她需要的那个世界和重要的他者:“一个具有高尚努力和崇高目标的群体……。我终于到达了我的归宿之处”(FLW430)。在这里,她有了一个牢固的身份,一个很难获得的社会身份——不做任何人的妻子,而成为从事自由创作的艺术家群体的一员。•2.叙事的自由•表现较高真实的文学创作允许虚构事件的梗概;因此,寓言的真实依靠它清楚地承认自身的虚构。莎拉有效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虚构,一件艺术作品(即,一个自由的人物),她担心被人全部理解,甚至被她自己——或许因为被理解等于被计划,或是死了。在称她的行为是“寓言”时,查尔斯看出了她存在的虚构性和她存在的最终目的——充当一种“真实”,而不是某个其他存在的附属物(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妻子)。•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将自己的生活小说化,这不仅是一种渴望的想法,也是一种控制生活、声称它为一种生活的行为,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她的生活小说化不是自我欺骗的,而是非常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这种小说化行为达到这样的程度,它决定人们生活的种类,艺术就是生活。•。••(二)人类的解放•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1844)中的一句话作为开篇引语:“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FLW1969:1)。小说中的解放并未采取革命胜利即典型的与马克思主义解放有联系的思想形式。“马克思主义在其解放与归还的需要方面得到肯定;但在关于需要真正归还人类关系的解放的实质和本质方面被颠覆”(Landrum103)。•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查尔斯·史密逊和莎拉·伍德洛芙不断发展的关系建构起来的,但是通过山姆·法罗和查尔斯·史密逊次要情节所表现的阶级斗争却是小说关注的主要焦点。阶级斗争这一现象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认识人类历史的关键。随着小说的发展,山姆与查尔斯之间的阶级反感也愈演愈烈。尽管小说文本在一开始就强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但叙述者却指出英国经济繁荣的几个十年“使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从人们的思想中……退了出去”(FLW18)。•“查尔斯对山姆的态度看起来是在经济压迫之外又加上侮辱”(FLW47),对山姆来说,解放是必要的。但山姆的惟一解放道路只能是寻求个人的经济进步。••山姆与玛丽在副崖下的一间被遗弃的农舍里偶然发现了秘密约会的查尔斯与莎拉。他向弗里曼先生出卖了查尔斯,使欧内丝蒂娜的父亲弗里曼先生能迫使查尔斯在一张破坏婚约的认罪书上签字。弗里曼在他的店里给山姆安排了一个位置,作为对他控告查尔斯的奖励。在这份工作上山姆表现得出类拔萃。山姆的创新能力赢得了他雇主的赞许;他得到提拔,很快有了可观的薪水,过上了舒服的生活。当我们再见到山姆与玛丽时,他们生活在伦敦舒适的市区里,有了一个孩子,还雇了一个女仆。山姆和玛丽获得了成功和解放。•这是一种以传统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解放,是依靠马克思断言造成经济区别和压迫的那种制度所推动的解放。•(三)后现代叙事的进化••在后现代,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世界的人文各领域也都在发展、人类社会进化得日趋复杂化。因此后现代叙事的进化也就成了小说探讨的主题之一。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它一边叙述和详细说明叙述局限性,一边努力创造一个进化了的读者”(Tarbox88)。这个读者依靠接受这部小说提出的激进的认识挑战,来发展新的知觉技能和过程,使他能用不同叙事方式和不同制度所给予的方法去阅读,这种方法首先使他脱离传统的叙事惯例。•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试图实现一种意识的“横向的进化”(FLW200),那种进化将产生一种认识的超叙事模式,希望读者发展相应的阅读技巧,从而使文本产生意义。•小说中充满了各种世界的混合、非正统的结合和离奇的联盟,向读者挑战,希望他们看到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在同时扩张。叙述者不按传统的叙事常规和正确的句法去写事件,而是写出、然后再抹去他所写的东西,创造一种双倍效果:第44章讲述查尔斯在埃克塞特抵制了莎拉的诱惑之后与欧内丝蒂娜的快乐团圆,这一章表现的就是那种写出来而又抹掉的情景。虽然它被抹掉了,但它仍然被置于后来的查尔斯和莎拉的极端分裂和逃避的情景之上并与之共存。•三、故事结尾的多重排比:三个结局的排比——世界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强调阅读的过程,于是作者运用故事结尾多重排比的手法,也就是运用堆积许多读者兼主人公(小说虚构框架里的主要人物)以及实际读者一个接一个地阅读的结局,一而再、再而三地纠正了他对小说的看法,并且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新的看法来代替原先的看法。•故事结尾的多重排比这一手法的目的在于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即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有无数并列的结尾,每一种结尾都不是完美的,在可能与不可能、真与不真、现实与游戏之间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一个结局不仅仅是虚构的,而且是错误的。•在这个结局里,查尔斯回到了欧内丝蒂娜那里,看到了沉闷但舒服的未来:与欧内丝蒂娜结婚,与他未来的岳父一起经商并继承岳父的遗产。当想象自己与欧内丝蒂娜结婚时,查尔斯把自己看作一种变成了一块化石的潜能。•在第二个结局里,莎拉是一个作为可爱的谜原型的女人,她以上帝和小家庭完整无缺的方式,把查尔斯完全带入了维多利亚标准中。我们发现这一结局的作者既不是达尔文主义的,也不是存在主义的,更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结局从一开始“就把一切置于上帝手中”(大写的上帝),莎拉的行为成为“寓言”(FLW439)。这个维多利亚人很讲求实际但又肤浅,在她的身上乐观的典型得到保存,任何基本的东西都未被改变。•第三个结局在想象上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与第二个结局不同的莎拉:在这个寓言中,莎拉变成了一个女反面人物——诱惑男人的女性——一个互文的角色。莎拉最终找到了一个家,在这里她能够“珍爱”她的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但是查尔斯似乎并没有这样一个等待他的身份。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的价值只能由查尔斯的进一步冒险来做最后证明,直到获得某种身份,查尔斯的未来是开放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三个结局给人•们一个启示:所有文本都有多重结局或无结局。后现代叙事的进化表明,任何文本都没有统一的意义核心。阅读活动不再是一种把握作者原初意图的活动,而转换成寻译本文逻辑,追踪语言自身价值的本文拆解和重新组合活动,从而发现意义的多重性和本文意义无限多样的解释。•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用排比手法构成的特殊文本结构表明,后现代主义者似乎相信,要在生活中建立某种等级秩序、某种秩序系统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后现代主义的“排比”手法对早期的一些程式很可能破坏性最大,它足以推翻后现代主义体系中仍可能出现的等级秩序,具有更新自我的巨大潜力(佛克马112)。福尔斯的小说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学代码,从句法学的角度,以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文本,反复揭示现实与历史的虚构性,并同时证明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表现的真实性。•TheEnd.•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