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风格浅谈

翻译风格浅谈——以《红与黑》译本为例摘要：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神韵所在，所以再现原文风格是译者应该也必须追求的目标。首先，译者应完全把握原作的风格；其次，在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原作的风格之间，译者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以期在“信”的基础上，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关键词：风格再现，《红与黑》，比较研究一、何谓风格在《翻译概论》一书中，许钧先生将风格归结为“神”的概念：“‘神’在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的笔下，又往往可与如下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精神、神韵、味、原旨、意义、气势、风格等等”1。每一位作家的叙述风格都不尽相同，如梅里美的明快流畅，巴尔扎克的气势恢宏。这些风格构成了作家的独特印记，也是读者辨识他们的标杆。译界的各个译者对风格的体会和把握见仁见智。翻译界前辈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2这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风味”，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风格。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提到了“原文的风格”，他对林以亮说：“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象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3这就是为什么傅雷这么要求自己：“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4一位负责任的译者，唯有在完全把握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才能称得上对原作的尊重，才有可能延续原作的生命。许渊冲在风格重现上强调“再创造论”，他认为再创造的译文可以传达原作的风格，使人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感享受。在许老先生看来，翻译风格有“形似”和“神似”之分，在“形似”的译文和原文内容有所冲突时，翻译只能舍“形似”而取“神似”，这一点与傅雷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举了一个例子，《约翰•克里斯朵夫》文中有一句：“Ilmarchaitsurlemonde.”鲁迅译为：“他踏着全世界直立着。”傅雷译成：“他顶天立地地在世界上走着。”许渊冲认为，鲁迅的风格就是“形似”，傅雷风格则是“神似”。关于如何评判两者孰更符合原作风格，许渊冲自问：“哪种更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更能使人愉快？或者说，假如罗曼•罗兰是中国人，他会怎么说呢？”5这样一来，傅雷的译文便自然胜出，许渊冲也由此表达了自己的“再创造论”，即发挥译语的优势：“译者与其斤斤计较如何1许钧著：《翻译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2许钧著：《关于风格再现——傅雷先生译文风格得失谈》，《南外学报》1986年第2期3许钧著：《翻译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4许钧著：《关于风格再现——傅雷先生译文风格得失谈》，《南外学报》1986年第2期5许渊冲著：《再创作与翻译风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5月第22卷第3期保存原作者的风格，不如尽力使译文能给人美的感受，就像原作一样。”6梅肖尼克将风格奉为至上：“形式，或者风格，并不是附加的、额外的东西，不是附着于内容之上的，它是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7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过：“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按照福楼拜这一说法，如果我们的译作再现了原作的风格，那么就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反之，无异于抹煞了原作的精神风貌。风格再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作为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时，应当也必须把再现原作风格作为己任。风格可以再现，是基于风格的客观可感性，“作者在语言使用中作用于风格的诸方面，尤其是其独特的遣词造句方式，是具体实在的，是可以感觉和辨识的。”8由此可见，译者只有深入到字里行间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才能体现原作的风格。而另外一方面，译者在理解原作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自己的审美情趣、艺术感受力、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势必带有自身的风格，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么在自己的风格和原作的风格之间应该如何取舍呢？在这一点上陈西滢给出了答案：“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不论是雅，是达，是高古，是通俗，是优美，是质朴，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9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不可能不投入自己的创作个性，如何做到本雅明所说的“逐字逐句的翻译和不拘一格的自由”，不得不说是个很难把握的纬度，这需要译者在正确体会、辨识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对“形”与“神”持辩证态度。下面，我们以《红与黑》的几个译本为例，来具体感知对原作风格正确传达的重要性。二、《红与黑》中译本翻译风格对比分析《红与黑》这部世界名著在中国的影响声势颇为浩大，这其中离不开几代译者的智慧和心血。自1944年赵瑞蕻执译《红与黑》以来，其后相继又有罗玉君、郝运、闻家驷、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等人的译本问世。各个不同的译本可以用许钧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众译家对原作风格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各自的翻译观。”10每个译者对《红与黑》的风格各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郝运先生在《论爱情》中提到：“我个人从翻译过程中感到司汤达的文章风格是朴实、明晰、严谨。他讨厌华丽的词藻、复杂的修饰语，以及语言表达不清和玩弄比喻等手法。总之一句话是：自然。”11郭宏安则认为，《红与黑》的文字风格“乃是在朴实平实的叙述中透出‘瘦’、‘硬’二字所蕴涵的神采，也可以说是‘外枯中膏’。”12而罗新璋对司汤达的风格有着独到的理解：“以我的体会，斯当达的修辞风格是：句无余字，篇无长句，似淡而实美。”13许钧老师在综合了众家对司汤达风格的评价后这么总结：“长于分析，文笔冷静，语言不多装饰，不追求美丽、造作的风格，可以说是斯丹达尔文风的基本特征。”14我们且来看郝运、郭宏安和罗新璋对同一段文字的处理方式，比较其翻译风格。例1：Placécommesurunpromontoireélevé,ilpouvaitjuger,et6许渊冲著：《再创作与翻译风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5月第22卷第3期7许钧、袁筱一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8许钧著：《翻译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9同上10许钧著：《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代引言11同上12同上13罗新璋著：《风格、夸张及其他》，《中国翻译》，1995年第4期14许钧著：《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dominaitpourainsidirel’extrêmepauvretéetl’aisancequ’ilappelaitencorerichesse.Ilétaitloindejugersapositionenphilosophe,maisileutassezdeclairvoyancepoursesentirdifférentaprèscepetitvoyagedanslamontagne.郝译：他好像是立在一个高高的岬角上，能够评价，也可以说是能够俯视极端的贫困，以及他仍旧称之为富有的小康生活。他当然不是像哲学家那样评价自己的处境，但是他有足够的洞察力，能够感到自己在这趟到山里去的小小旅行之后与以前有所不同了。郭译：现在他仿佛站在一块高高的岬角上，能够判断，或者可以说，俯视极端的贫穷和他仍成为富裕的小康。他还远远不能以哲人的姿态评判他的处境，但是，他有足够的洞察力感到，这次山间小住之后，他跟以前不同了。罗译：他仿佛站在高高的岬角上，浩魄雄襟，评断穷通，甚至凌驾于贪富之上；不过他的所谓富，实际上只是小康而已。虽然他远不具哲人的深刻，来鉴衡自己的处境，但头脑却很清晰，觉得经此短暂的山林之行，自己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了。如果不与原文相比较，罗老先生的译文无疑脱颖而出，其颇有力度的四字成语、简短的句式、紧凑的逻辑，能够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前两者的译文与之相比，则显得较为平实。而如果我们细细与原文对照，就会发现罗新璋先生的译文有着浓妆艳抹之嫌。对于“juger”一词的处理，郝译为“评价”，郭译为“判断”，都贴近这个词的本义，而罗译为“评断穷通”，与原作质朴的文字相比，力度不免显得过甚。再来看“l’aisancequ’ilappelaitencorerichesse”一句，郝译为“他仍旧称之为富有的小康生活”，郭译为“他仍称为富裕的小康”，属于逐字逐句的翻译。罗译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不过他的所谓富，实际上只是小康而已。”似乎有些解释过度。例2：Sonsaisissementfuttel,qu’ildonnadelajalousieàM.Valenod.郝译：她是那么激动，甚至引起了瓦尔诺先生的嫉妒。罗译：见瑞那夫人惊惶之状，瓦勒诺便大发醋兴。对比原文，我们可以看出，郝运先生的译文在句式和用词色彩上都与原文比较接近，而罗老先生似乎对四字结构的词语十分热衷，“惊惶之状”和“大发醋兴”乍一看很是夺人眼球，但恐怕与原文不太贴切。“delajalousie”译为“大发醋兴”，这里罗译又出现了用词失度的问题。总的来看，郝运和郭宏安的译风质朴，与原作风格接近，罗老先生的译文用词华丽，读来十分精彩，但与《红与黑》的文风不太一致。不过，我们不难看出，罗新璋先生在句式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是没有拘泥于原文句法，句序多有变动，使译文看起来流畅；二是句子求短，句式求精，逻辑严谨，可谓煞费苦心。上文我们列举了众译家对《红与黑》风格不同的主观认识，另外，我们也须注意到，译风的形成还关乎译者对于“度”的把握，是赋予自己更大的创作自由，还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的差异呢？在这一点上，每个译者对如何传达风格的见解也不尽相同。郝运先生的观点十分明确，“决不擅自用粉皮代替海蜇皮”，也就是让读者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所以他的文笔平实朴素，与司汤达的风格比较接近。郭宏安先生则特别注意慎用成语或四字语，不刻意追求华丽的文风，与司汤达自然的风格相贴近。基于这种定位，郭译就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至于罗新璋先生，“翻译时力求字字不闲；凡可有可无的字，一概删却净尽，以求一种洗炼明快的古典风格。”15在罗老先生看来，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语言上应尽显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文的底蕴，若司汤达本人用中文写《红与黑》，或许会比法文版的更漂亮些。这一点上，倒是与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竞赛论”颇为接近。不过罗先生也认可了许钧老师的观点：“译文中出现过多的润色和增饰，就不是一种‘化’，而是一种‘讹’了。”16适度夸张，是对原文的润色；用词失度，却过犹不及。如何把握两者的尺度，译者们需要慎之又慎。三、结语再现原作风格，应以原作的标准为标准，而我们译者切不可喧宾夺主，将自己的风格强加于原作之上。正如陈西滢先生所说，应“把轻灵的归还它的轻灵，活泼的归还它的活泼，滑稽的归还它的滑稽，伟大的归还它的伟大”17。很多时候，译者的艺术风格完全掩盖了原作的风格，而一名称职的译者，应在完全把握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尽量排除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以便更好地再现原作风格。许多译者倾向于赋予译文一种优美的形式，一味要求词藻华美、行文流畅。殊不知，如果不了解原作者的风格，此种做法无异于画蛇添足，根本无法再现原作的意境，更谈不上所谓的“再创作”。许渊冲先生所说的“再创作”，前提是充分领会原作者的风格个性，假设自己是原作者会怎么用译语写，自己就怎么译，“要既见木又见林，而不画蛇添足，却能使人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感享受的译法”18。当然，再现原作风格并非易事，做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完全保存原作的风格”则更是显得无法企及。而许钧老师强调的一点使我们明晰了方向：“翻译以信为第一标准，各放异彩的翻译风格必须扎根于信的土壤，再现风格的最低标准是：译作风格不能有损于原作风格。”19困难虽然存在，却并非意味着不可能，因为“进入风格系统的所有程序也具有内在制约性……而正由于诗学的材料、手法、风格内部因素间存在着这种内在相互制约性，所以有重建它的可能。”20我们却绝不应该放弃朝着最高标准去努力，秉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念，尽量减少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