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

探寻生态博物馆之根——论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生态博物馆来自于法语“écomùsée”，是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一个博物馆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前缀“eco”来源于“ecology”，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指现在的生态学学科概念，而具有更为宏观的意思，即把文化遗产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保护。自法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西（LeCreusot-Montceau）由雨果·德·瓦兰（HuguesdeVarine）在1971～1974年建立以来，全球已经有400多座生态博物馆，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中国等地。我国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来自于挪威，第一批生态博物馆是1995～2004年由挪威和中国签署的文化合作项目资助，在贵州四个风格迥异的民族村落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群。随后，在我国的广西、内蒙古、云南等地纷纷建立起一批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也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达到顶峰。1从传统博物馆到新博物馆新博物馆学的到来标志着传统公共博物馆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比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airmuseums）等。这些新博物馆形式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挑战了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批准的公共博物馆的传统博物馆形式。同一时期出现的遗产旅游和博物馆形式多样的增加都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也表露出博物馆的功能从教育性向娱乐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博物馆加强了对社区参与和本土文化的重视。比如很多人参与遗产旅游并不是为了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把这些博物馆和遗产地当做本社区遗产的一部分，这样参观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新博物馆形式更具娱乐性，但教育功能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例如，在社会历史博物馆中，出现一种新的身份“演绎者”，即穿着传统服饰的真人表演，用以展现特定历史场景。演绎者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博物馆的娱乐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2新博物馆运动的背景和主要类型新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对，它是基于传统博物馆之上的扩展和延伸，而不是对传统博物馆的全盘否定。新博物馆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遗产运动，但是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对博物馆的影响主要是博物馆开始关注展品原居地的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同时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产生于同一时期的遗产运动的来源。遗产运动不仅对博物馆的陈列方式产生巨大影响，还推动了新博物馆形式的演进。遗产运动开始，人们对遗产的关注不仅在遗产本身，还同时关注遗产的原生地。博物馆对遗产和遗产原居地同时保护的需求，也就是对遗产和遗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的保护。这就要求博物馆首先要打破传统博物馆围墙的空间概念，博物馆的保护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器物，而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社区的保护，表达了博物馆更深层次的空间观念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中使用程度最高、发展最快，同时也是受到误用最严重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概念最初提出是在1971年博物馆理事会第九次常规会议上，由当时的主席雨果·戴瓦兰提出，并总结了区分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博物馆=建筑+收藏品+公众+专家生态博物馆=地域+遗产+居民+记忆。随后由里维尔（GeorgeHenriRivière）发展成系统的理念。根据里维尔的总结，生态博物馆主要扮演三个角色：首先，它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社区以及社区环境过去和现在的实验室。其次，它是帮助社区居民保护和发展当地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心。再次，它还是培训当地居民保护自己文化的学校。比较传统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有很多特有的优势。第一，生态博物馆将博物馆的范围扩大到社区、生态环境和景观的范畴，使博物馆去中心化，以致博物馆中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资源能够在生态博物馆的区域内共享。第二，把社区居民纳入到博物馆工作中，倡导本地管理，即专家提供社区发展所需的技术、文化、经济条件，而当地人作为博物馆的主人管理博物馆和决定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它主张遗产的当地保护。传统博物馆是把物品拿到博物馆陈列，和展品的原生地相分离，也使展品变成了不能使用的“死”的东西。而生态博物馆把物品和它的遗产地整体保护。3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在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项目下，我国首批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的四个民族村寨建立。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阿格·杰斯特龙（JohnAageGjestrum）作为主要专家，按照他在挪威建立的图顿生态博物馆（TotenEcomuseum）来指导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挪威生态博物馆相同，每个生态博物馆主要分为村落和资料信息中心两部分。村落指村民日常生活的整个区域，包括村寨里的居民、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资料信息中心通常在村落外围，距离村落有一定距离，是一幢单独的建筑。主要用来展示村落的历史和文化，保存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社区居民活动的场所。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根据我国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的总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特指在中挪合作项目下，1995～2004年在贵州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群，分别是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和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基本实现了生态博物馆对遗产动态、整体和当地保护的理念。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包括内蒙古的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和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是中国北方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了1+10项目，即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指导下，2003～2005年在广西建立10座生态博物馆，包括南丹的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的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靖西的壮族生态博物馆等。第二代生态博物馆更加侧重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沟通，建立了科研力量和村民的互动机制。同时也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功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已经基本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2005年，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生态博物馆成功把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贵州的地扪生态博物馆由企业牵头，帮助村民建立合作社，真正让村民受益，同时能够以馆养馆，实现生态博物馆的自主经营。第四代生态博物馆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呈现多维度发展。如北京乾面胡同把整个历史街区当做一个生态博物馆进行保护，同时启动胡同街区历史记忆工程，记录下60多位原住民的口述史。沈阳铁西老工业区居民旧址博物馆则对传统的历史工业区进行整体保护。除此之外，云南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也是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下建立的。随着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对生态博物馆的学术研究相应的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1996年，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在《中国博物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内容涉及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在法国、加拿大等地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介绍和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分析。第二阶段是1996～2005年，这期间出现的论文主要对生态博物馆这一新事物进行研究以及探讨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以来出现的问题。第三阶段是2006至今，这一阶段出现的论文更多是反思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冲突，也从理论上对生态博物馆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提出质疑。从内容上来看，关于生态博物的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国外生态博物馆译文。自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陆续刊登了一些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和时间的译文，如弗朗索瓦·于贝尔著，孟庆龙译《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南茜·福勒著，罗宣、张淑娴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与方法——介绍亚克钦印第安社区生态博物馆计划》，为我国建立生态博物馆做理论铺垫。第二，中国生态博物馆与旅游。张成渝对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这两种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对比，认为生态博物馆更侧重保护，顺应发展；乡村旅游侧重发展，而把保护作为次要元素，因此比起乡村旅游，生态博物馆对村落而言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张涛以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为例，讨论了自生态博物馆项目实施以来，地方发展和旅游中出的问题，认为外部资源的大规模导入除了短期内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关注外，并未真正实现地方发展和合作方挪威期望的遗产保护作用。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可以真正对话的机制。陆建松提出博物馆对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应该成为城市旅游的主要部分之一。苏东海认为博物馆和遗产的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旅游和博物馆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消除彼此的误解。在《推进上海的博物馆旅游发展》一文中，姜睿提出“博物馆旅游”的概念，认为文化消费，包括大众旅游，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的重要部分，博物馆旅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博物馆旅游产品的开发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一文指出中国博物馆缺乏吸引力、不重视宣传、展示方式单一等缺点，提出应该重视客源市场的需求，改善展示手法和鼓励私人赞助博物馆等建议。《国内博物馆旅游研究进展与启示》总结了国内旅游研究的六个领域：博物馆与旅游的结合、博物馆旅游产品开发、城市博物馆旅游发展、博物馆旅游者行为、博物馆解说系统和生态博物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尹绍亭一直致力于推进生态村的研究和实践，中央民族大学潘守永发表了很多博物和遗产保护的文章，特别是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很感兴趣。第三，生态博物馆与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发展。周真刚、胡朝向在《论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中以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为例，阐述了社区开放后村民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而全盘抛弃传统观念的现状，认为要想做到保护文化遗产必须首先消除贫困、发展教育，并用社区原有的“乡规民约”结合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龙菲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现状和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指导原则，肯定了生态博物馆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村民生活，提高村民素质，因此应该加大经费投入。总之，有些学者认为生态博物馆对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地区经济都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也有些学者认为生态博物馆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第四，反思生态博物馆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潘年英在第一次考察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后，对其发展非常担忧，认为当地村民并没有做好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准备，对村民来说更重要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保护文化。时隔6年，他再次前往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发现存在的问题已经由矛盾走向畸形，如兜售纪念品、日常服饰趋于汉族化等，提出加强村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潘守永在《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中认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承载的责任，如扶贫、发展经济等，造成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尴尬局面。但是说“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是失败的”还为时过早，成败还需要时间的考证，未来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应该把居民的主动参与作为核心理念。第五，生态博物馆美学分析、社区参与模式探讨和符号象征等。童晓娇以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模式为研究主题，提出“当地居民+政府+专家+博物馆工作站+旅游开发公司+旅行社”的社区参与模式。韦祖庆和黄怡鹏分别讨论生态博物馆的美学取向和生态审美。韦祖庆在《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他者的意象符号》中认为，生态博物馆的选地大多在少数民族或欠发达地区，建馆的目的是保持“异质性文化”，因此是一个文化他者的象征符号。4结论反思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本土化，一部分人认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水土不服的“舶来品”，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另一部分则相对乐观，认为生态博物馆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两方各抒己见，各有论据。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定义生态博物馆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标准很难界定，也为时过早。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践方式。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生态博物馆机制？未来我们仍需思考和探索。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本土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民族旅游、经济发展相勾连。民族旅游不是生态博物馆的目的，却是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副产品。很多民族村落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