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摘要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小说文体新形式在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登上文坛，从一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新颖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被大家广泛喜爱，在这期间，苏童，马原，余华就是当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作为80年代后期的作家，苏童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显而易见，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式，同样的，在语言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大胆超越传统，用奇异的语言冲击着读者的审美这些特点也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领域的地位。苏童小说里的意识有很多，其中“逃亡意识”应该是最引人关注的，因为对于探讨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对于当下处于改革中的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的小说中所展现的逃亡主题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普遍的焦虑、迷茫、和窘迫,这点和当时许多作家形成了共鸣，在改革开放己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原有对生存现实的态度，经济利益已经是无可替代时，信仰危机也就随之而来，用“逃亡”来面对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因此探讨苏童小说中人们当时迷失的状态也就为逃亡的主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关键词：逃亡先锋文学信仰危机一、逃亡的主题对于逃亡的主题，苏童是这么对读者说的：“逃亡好象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文学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1]，《1934年的逃亡》中的陈文宝的儿子狗崽，作为新生一代，逃离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留下的也无疑就是老弱病残，《罂粟之家》中，“我”也看到家乡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韵，随处可见的逃亡已经使这里蒙上了一层代表结束阴影；除了人为的因素，《米》中的五龙,是自然灾害是五龙背井离乡，不愿与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为伴就只能城市来对内心中家乡进行重建，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乡村的吞并已经是势不可挡，对于农村的青年人，即使怀着深深的乡愁也只能踏上对城市的探索之路。在对逃亡者形象的塑造上，疲惫不堪，贫于奔波无疑就是这些逃亡者的代名词，迷茫困就也就是他们最“贴心”伴侣了，逃亡的队伍里有自觉的逃亡者，像《1934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城市当然是他的不二选择，他们希望对于命运的选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话语权，还有一些，在逃亡之后，还会踏上寻乡的道路，五龙在弥留之际和一车最好的大米一起回到了家乡，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一种逃离，不过这里的逃离是从城市的喧嚣中逃离，也就和当下的“逆城市化”相吻合了。二、逃亡情节的主导原因当人的内心深处无法找到归处，乡愁如果不仅来自对家乡的感情还来自精神家园，那这种逃亡就显然是一种心灵上的逃亡。这种逃亡往往是一种看不到终点逃亡，《1934年的逃亡》中，陈宝年宁可无依无靠也要拼上老命钻进城市中来，但当揭开挡在眼前的美好的城市面纱之后才明白，这里那里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啊，临死时陈宝年紧紧握住主刀，不正是对于来的地方的一种追思吗当然，如果有在心灵的逃亡那必然也有对于现实生活坏境无奈的逃亡，无家可归，一无所有，为了生存逃离当然是一个选择，遭遇水灾的枫杨树故乡把成百上千的乡下人推进了城市来寻找生活，然而城市却是充满了贪婪和欲望的，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怀疑和仇恨，罪恶早已将亲情和道德掩埋的无影无踪，五龙在城市中用尽心思取代了六爷的地位，但最后反而更是让五龙感到空虚，来自内心的孤独依然如影随形，这些足以看出，城市并非是所有人的伊甸园，他更像一个咒乐园，在这里更多地还是流浪和徘徊。除了对现实的无奈还有一种是对显示的恐惧。内心的迷茫是恐惧，恶劣的生存环境是恐惧，《妻妾成群》中，颂莲的婆家处处被一种阴冷、死亡的气息所环绕，后花园的那口枯井已经成为颂莲心中挥之不去的芥蒂，更是恐惧的具体化，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让一个20多岁的姑娘禁不住在屋子里掩面哭泣。《井中男孩》中，庸俗和无聊是对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在苟且的活着，当“我”体验了无数次在来面对生活时，无边无际的恐惧自然就会出现，和所有人一样，在井边就会想象自己掉入井底时的情景，那无边无际的黑色地下到底会是什么，这些内容的描写无不都释放了一种信息：周围环境的恐惧远比想象中的可怕无论是颂莲还是陈宝年，他们逃离的手段都是一种消极的，面对现实的侵蚀，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唯一能做出的动作也只剩下向后一步来躲避压迫，这样的逃离展示了一种平和性，既然不能改变显示，那么就让自己的隐忍和退让来缓解自己本身与环境的矛盾，颂莲面对恐惧想到的是为陈左仟生个孩子，借此来缓和自己危机四伏的地位，陈宝年的逃离更是一种告别过去，逃亡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面对生存而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一种需求，目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求，理想就更不用说，逃离眼下的一起就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一种终点，在骨子里也是对于自身的一种无奈的认同，没有能力来改变环境，只能逃离出去来寻找安慰，正是这样的没有破坏力的逃离，是他们的离开笼罩在一片哀婉与凄凉三、逃亡内涵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因素社会历史内容深深的熔铸在逃亡的主题当中，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处境日益复杂化，社会的改变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浩浩荡荡的经济和文化在体制上的转型，曾经人们思想当中的中心全部都虎视眈眈的转移到了经济上来，这无疑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模式以及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冲击，当原有的价值观和思想不再是人们恪守的原则，惶恐和茫然也就随之而来，眼前的世界也就变得无比的陌生，面对一个你不认识但却称之为家的地方，逃离，也就可以理解，对比一些其他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往往可以找到相同之处，这种内心价值的崩塌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余华先生的《活着》、《呼喊与细雨》都是对内心凄凉和悲伤的一种继承，但是无论是余华还是苏童笔下的人，生命和堕落的沉沦都是他们为自己行为付出的代价，挣扎和反抗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的困境，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在生存之中面对追求和失落的永恒矛盾，逃亡还是出走都是面对现实不堪的表达，过程或许是刺激回味的，但是无论是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困境，苦难最终还是要来承受的，苏童在这方面除了对人类精神和社会进行了批判，还对生命的生存进行了最终的关怀，由此也阐发了我们精神的本质：无论是轰轰烈烈的逃亡，还是鬼鬼祟祟的出走，对心灵家园的渴望才是永恒不灭的。逃亡的主题既是变革中的社会在人们内心中的投影，又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外射，这样的表达传达了一种人们对于转型当中的社会的恐惧和困惑，思想解放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是前所未有，原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国外的生活方式、文化思想，人们在那时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新鲜事物，以至于不知道是对是错。痛苦和孤独早就是人的一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苏童在小说中往往想要找到生命的理想状态，但是感受到的永远是孤独。飘渺和虚无，在无休止的逃离中只是从一个苦海走到了另一个苦海而已，书中人物都是不断的上路，不断地抛弃旧的生存方式，有的是在父辈的意识下，有的是在自己的意向下，但是都成为了一样的符号式的人物，都是一种主观情绪的体现者，在艺术感受力和逃亡主题的演绎下是苏童对人生、任性甚至生命的感悟和认识，跳出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把人当作生活的主体，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不断关注,对生存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解答,显示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品格,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参考文献：1：徐林正.苏童:我是先锋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