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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肖巍（复旦大学）发与环境第四讲当代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关于发展与环境关于环境问题的障碍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世界历史不过是一部劳动史，自然因此而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844年手稿》）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编注）近代以来，工业的力量使自然成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类活动不断使环境“人化”，在环境中实现自己，不断印证人的本质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以历史的性质。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人作为人的存在”（《1844年手稿》）。因此，自然的发展（自然史）与人类的发展（人类史）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现代化的工业，“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资本论》第3卷）为人类所面临的大转变，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844年手稿》）自然是人类“永远的共同财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自然后果以及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自然辩证法》）关于发展与环境全球环境问题的表现与类型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外部性与滞后性由于过度开发造成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减少、能源紧张、淡水短缺、野生动植物灭绝等问题；由于过度排放造成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还有化学、物理污染乃至气候变化等问题；由于技术失控或滥用引起核污染等环境负效应，包括转基因技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等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环境后果……近年来，环境问题表现出新的特点：从局部性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扩展到大范围甚至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从“第一代环境问题”（明显的环境破坏)发展到“第二代环境问题”（长期积累危及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生化污染）；越来越快地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这既有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的因素，也有发展中国家开发过度与环境退化的双重困境，特别是规模较大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类型与发展阶段有关，或呈现为阶段性的环境问题，大致可以归约为：资源索取型（前期）和污染排放型（后期）的环境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具有叠加效应，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工业化）的示范效应（模式），不断扩张的发展需求（消耗、消费）已经而且还在继续“透支”环境支持能力。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深刻的两难不发展不行！贫困还会造成掠夺性的环境问题；但是，环境代价太大，使发展不可持续也不行！这两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重要的是，现实的“人”个体偏好时间偏好在所难免，因此有关生态环境的短期与长期利益、个体与整体利益的矛盾非常深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库氏曲线刻画及其环境引申，结论：一是环境破坏不可避免，二是环境问题会出现拐点或转机，三是环境的缓解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特别要注意还没有接近拐点时就撞到环境承载的极限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人家或许要几代才会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在我们这里集中爆发，尤其是“锅里”的（粮食安全、耕地和水安全）和“锅外”（石油安全、能源安全）的问题北京“首堵”我国每年有2亿多部手机报废关于环境问题的障碍观念障碍解决环境问题，政府和公众都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环境权益既是个体权益又是集体权益；既是代内权益又是代际权益。公众要求政府提供的，不是良好的环境本身，而是维护环境权益的措施、政策和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环境秩序。但政府如果为了追求眼前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更倾向于靠较低的环境门槛来吸引资本，而这些行为通常又是以“效率优先”或“先发展、后治理”名义进行的，这就出现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情况。制度障碍人们对环境的所作所为，往往会产生外在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效应”。许多环境问题，或因产权无法界定，或因价格不合理造成“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主要是提供激励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明晰产权以及价格、税收等手段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干预扭曲了正常的市场机制，或者某些方面的正向措施导致了另些方面的负效果；政府还可能谋求“寻租”，制造新的障碍。技术障碍技术研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却没有充分考虑对环境产生的可能破坏，而且大多数技术也不是为了满足处于发展低端的群体需要的，很容易忽视他们的技术机会。穷人买不起合适的技术，在摆脱贫困的同时保护环境的能力就要受限制。结果一方面，某些技术的过度开发，引发了一些未可预料的、对环境不友好的后果；另一方面，对环境友好的技术则因为短期无利可图，得不到开发和应用。合作障碍环境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分散的，但造成的危害却是广泛、积累和持久的，因此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但由于相关各方的立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缺乏共同解决问题的诚意，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或者即使有了协议也会在执行中走样，这就是所谓“搭便车”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环境公共品的无奈，如何设计一个能够预防“搭便车”的机制，督促各方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这也正是环境文化的内容。关于“共同但有别的责任”从民间呼唤到环保运动1960年代以来，一些环境（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引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争论环境呵护的女性主义情结；这一阶段特点：一是个人行为（且都在工业化国家）；二是道义关怀；三是呼吁，还不是行动19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各方推出一系列环境警世报告有组织的环保运动应运而生，影响力日益扩散；这一阶段特点：一是有实证有对策；二是形成压力集团；三是激活了环境公共话题《寂静的春天》石破天惊绿色和平组织阻扰日本船捕鲸作业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1972）——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SSD，2002）：从观念到行动……1980年代中期以来，“可持续发展”概念进入联合国视野，并写入国际文件，但迄今为止的特点：一是普遍共识；二是政府干预；三是说得多，做得少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2002，约翰内斯堡）环境问题越来越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环境安全与社会稳定与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安全必须有稳定的环境支撑，环境恶化一旦与民族、种族问题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和敏感社会发展必须克服产生贫困的环境危局，否则极易形成“贫困—盲目开发—环境退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社会和谐必须具备良好的环境条件，环境压力往往既是政治紧张甚至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后果《公约》（1992）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性公约，要求“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应与发达国家一道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这就是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y原则，并因此启动了“双轨制”谈判进程。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责任是共同的但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有不同即有区别的环境对策发达国家（地区）应承担“先发”的责任，弥补透支；发展中国家（地区）必须审时度势，将环境危害控制到最小必须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促使各经济体、政府和社会力量都要发挥作用中国“被”受关注的哥本哈根大会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事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环境利益的介入必然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环境思想最值得重视的方法论，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不可能脱离一方面改善另一方面发展与环境必须兼顾，协调好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努力克服解决环境问题的观念、制度、技术与合作障碍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环境责任的共同性和有区别都不可偏废结语：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