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

发展中的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现代工人……，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深沉地降落到他们自己阶级的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K·马克思F·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得税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付税后的收入超过24000美元的只有70个人！--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硬道理：发展的公众参与及成果分享“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条硬道理不仅被饱经忧患的中国历史屡屡证明，也被政府和公众所广泛接受，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得生存，求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期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一样，会把大家拉到一个更加令人神往的未来，每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增加，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会得到提高。然而，历史同样无情地证明，在每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好处并不会像阳光一样自动地普照到每个人的额头。总有一些人会被“发展之车”遗忘，他们也许是你或我，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人，但无疑地都是一些处于弱势群体的人。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基础不仅是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的协调与否问题，它更是而且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问题。一方面，近年以来社会治安状况的严重恶化，流动人口犯罪等问题的出现不能说与此无关。因为，一旦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处于绝望状态之中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出于反弹或者仇恨心态而爆发的破坏性力量必将会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水中之月。另一方面，困扰经济发展的低水平的买方市场或者说低水平的“过剩经济问题，实质上就是由于社会财富也就是支付能力被少数群体所掌握，而人数上更为广泛的群体空有庞大的需求却无相应支付能力而造成的；是因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而导致的有效需求远小于供给能力而造成的相对过剩。因分配而导致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脱节，打断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事实上，人的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有限的是支付能力。在支付能力充足的前提下，需求不足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问题。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西斯蒙第就已经指出，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用于储蓄，而穷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收入分配过于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就会使整个社会的积累过多，而总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妨碍经济增长的局面。有学者把过剩经济的特点归结为四点：1，当某种社会需求产生时，供给经营可以以更大的规模产生；2，价格变动已经难以调整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相当多的生产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3，供给方的利润普遍被压到银行利息率以下，但资本已经难以找到更有利的领域可供转移，唯有通过继续追加投资和扩大规模，通过过度竞争的方式把其他供给者排挤出局以维护自身利益；4，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力量更为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正是这种过剩经济，形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经典现象：一端是处于生活最低线下的大量赤贫人群在眼巴巴地盼着能得到食品、住房、医疗和其它服务；另一端是大量的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因为卖不出去而不得不销毁的商品。需求乏力的经济何来持续增长的动力？没有和供给能力相适应的需求增长，商品的价值到哪里去实现？资本又如何增值？刘易斯、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效率优先论的经济学家曾经津津乐道，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也是经济增长初期的结果。这一观点是支持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理论依据。可是，80年代以来，所有非洲、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都极大地拉大了，两极分化超过了发达国家,然而它们的经济却并没有被刺激上去，而是越刺激越糟糕，社会也发生了动乱。实践已经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并非是库兹涅茨倒Ｕ型假说那么简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需要社会各阶层相互配合才可能得以实现的目标。而广泛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分配,是社会各阶层相互配合相安无事的前提。这也是一条硬道理，并且应该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一个基本常识。变异的收入分配与社会悲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态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5年，我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5.5%,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国民收入的47.5%。对1990、1992和1995年三年我国贫富差距的简单比较，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的财富在不断地流向最富有阶层，而不是贫困者，也不是中间阶层。相反，除了最富有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在财富占有中的地位都呈下降态势（表1）。与此同时，我们在迅速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我并不反对这一系列改革，不反对把住房和医疗产品乃至高等教育商品化，也并不反对收入差距的拉开乃至进一步扩大。但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社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现在离这一点还过于遥远。表1中国五等分法的贫富差距：年份最低的20%第二个20%第三个20%第四个20%第五个20%19906.4%11.0%16.4%24.4%41.8%19926.2%10.5%15.8%23.6%43.9%19955.5%9.8%14.9%22.3%47.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1996年、1999/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是冷漠的，而且我们随便就可以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性列上一大堆。问题不在于收入差距不该拉开，而在于拉开的合理不合理，拉开的结果是什么。构成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贡献的大小，不是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地理环境和行业垄断.一纸户口，就把人划分为两个层次分明的等级，而且是很难改变的等级。城乡居民之间，不仅存在着就业机会的严重不平等，存在着收入的差距，同时存在着享受医疗等社会福利的不平等。而东中西地区差别，从90年代以来,无论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扩大趋势。1995年东西中收入比为147：100：103，1999年则扩大为148：100：106。垄断造成的行业差距更持久，更明显。历年统计资料表明，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和批发零售业。表2九五期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比绝对差额199648391926251：1002913199751602090247：1003070199854252162251：1003263199958542210265：1003644200062802253279：1004027贫富差距的结果是什么呢？每个良知未泯的正常人，都无法安然面对失学儿童那一双双幼稚而又沉重，充满期待而又无奈的眼睛，都无法安然面对屡屡见于报端的那些因贫富差距而形成的悲剧新闻。姑且不论新老权贵们致富渠道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单从结果上来看，我们无法不承认，社会的分配机制、社会的保障机制出了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的贫困地区，6-12岁的学龄儿童中,有将近10%从未上过学。估计1992年这类失学儿童约128万人。所有进入小学的儿童中，大约有58万（占总数的5-6%）在完成学业前离开了学校。这些儿童中，75%是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读不到三年级。卫生部的资料显示，20-30%的贫困农户受到严重疾病蹂躏，其中半数贫困农民被疾病折磨得一贫如洗。在这些地区，每100名儿童中有6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村民如果得了重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坐以待毙，二是举债求医。民间组织爱德基金会（AmityFoundation）在调查过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六省、区的320个县之后指出，有15407个村子没有任何医疗服务存在。如果再看一看社会中上阶层的构成，则令人更感到寒心。手握重权并善于权力商品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掌握国有资产并善于为个人牟利的穷庙富方丈--国有企业的老总们，通过寻租，通过巧妙地把国有资产转化到自己口袋里而发起来的所谓私营企业的老板们（不全如此，但不得不承认，这些情况占据了相当比例），以及行业巨额亏损却在心安理得领着高出平均水平几倍工资的航空、电信、金融等国家垄断行业从业者们。虽然没有现成的统计数字，但大家都能感觉到他们在中上阶层中所占的比例。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说，勤劳致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可怕的是持这一看法的人群已绝不是少数。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巧取豪夺、肉体交易、权钱交易、盗窃、抢劫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必然选择。至于世态人心的堕落则自不待言。美国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在市场经济中，金钱与权力经常是可以互换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获得更多金钱的那些人很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权力的不均等又能成为收入和财富进一步扩大的源泉。这一切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后，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常常不能取决于人们的努力程度。中国的实际正好为这一论断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乃至文化领域的权贵们正在通过大联合，实现从各自领域向其他领域的全方位渗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看到大批官员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人民币，如四川省交通厅的原厅长刘中山侵吞国有资产案、副厅长郑道访收受巨额贿赂案、厦门远华走私案、举国注目的胡长清案……其基本特点无不是手握重权的官员和企业老总们相互勾结以窃取私利。同时，我们看到经济领域的权贵们，通过募捐或者行贿等手段，开始在政府有了自己的靠山、代言人，他们的呼声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本应承担社会良知和批评者角色的人文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充当着经济权贵或者政治权贵们的吹鼓手，不遗余力地替新老权贵们鼓吹，从而把持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和文化领域，以取得权贵们的欢心。很多大学乃至部分名牌大学，也放下架子，无论一个人，道德如何沦丧，致富如何巧取豪夺，学识如何浅薄，只要肯拿足够的MONEY，什么学位，什么名誉教授，随时发放。一时间，经济权贵、政治权贵、文化权贵们齐吹一把号，同唱一个调，把社会的弱势群体遗忘的一干二净。他们的死活，已无关大局。社会的发展俨然成了新老权贵们的大联欢。稳定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与民主应该说，既然出于效率的考虑而设置了各类组织，而不得不把大量资源的控制权交付（托付）给个别人来运做，来管理，那么权贵的形成就是一种必然。由于天赋的差异，出身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人和人之间形成了差异，并形成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差距是一个可以理解，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平均主义有着深厚历史土壤的国家，打破平均，形成与能力、贡献相当的差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促使更多的人们参与到发展的进程中来，并获得发展的福祉，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第一个人文发展报告(UN.1990.HumanDevelopmentReport)，强调把人的需要、期望和选择放在一切发展活动的中心，指出，贫穷民众最需要的东西，是食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教育培训和工作选择的机会。实际上，一旦社会能够有效提供贫穷民众最需要的这些东西，将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社会稳定器主要是：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民主。通过它们，可以部分地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使社会的弱势阶层生活得以保障，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另方面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弱势阶层、底层的人们看到，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的希望。就业是人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参与发展成果分享的主要途径。工作者既可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社会地位，又能把自己的才智、能力贡献到社会发展中去，并成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实现。否则，就会导致公民缺乏经济来源，造成深重的被遗弃感等社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就显得更加重要。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就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做过系统的分析，实质上充分地论证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于促进就业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国正处在就业压力最大，失业率最高的历史时期。据估计，城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