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地区抗战史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协同,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赤峰地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则进行了十二年的顽强拼搏。回顾革命年代受压迫受奴役的痛苦,重温团结御辱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豪情,总结革命年代各族人民同流血,建设时期同流汗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经验,对于激发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热情,并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深化,有着重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叙述分析当年历史,纪念祖国抗日胜利70周年。一、赤峰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赤峰地区地处祖国北疆,对内是联络东北、华北,屏障中原的重要门户;对外是接连俄罗斯、蒙古重要基地。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急剧膨胀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怀着扩大领土、独霸亚洲和世界的野心,便向这块地下宝藏丰富、地上牛羊遍野,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地区伸出了侵略的魔爪。1905年以来,日本与急于向南扩张并寻找出海口的沙俄,再三结缔瓜分我国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地区的协定与条约。日本在南满地区的侵略势力得到巩固后,逐步把铁蹄踏进内蒙古东部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借着欧洲列强混战,无暇东顾之机,便于1913年提出满蒙五路筑路权的要求,1915年又诱迫袁世凯接受全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有关于包括赤峰地区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内容,已经暴露出日本对这一地区的野心。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日本鲸吞内蒙古野心的铁证。奏折中日本帝国主义编造了一个“主权未甚明了、满蒙非中国领土”的瞎话,其强盗之心已跃然纸上。1931年9月,为独占东三省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抱绝对不抵抗主义”的滥令下,东北军一枪没放退回关内。次年一月,日寇占领锦州,逼近赤峰地区。经过一年的准备,便开始兵侵内蒙古东部地区,赤峰地区各族人民面临了新的灾难。二、“二麟”热东败退,孙殿英拼力一战1933年3月下旬,日军分三路向赤峰攻来。北部伪军张海鹏部主攻,关东军坂本旅团、茂木骑兵第四旅团压阵。关东军副参谋长岗村宁次坐镇通辽指挥。24日占领开鲁,守军汤玉麟部旅长崔兴武为日寇收买,开城投降。义勇军冯玉梅部也无法抵抗,当即退走。赤峰北方门户打开,致使日军以每天百里的正常行军速度南下,25日占领奈曼,26日绕达敖汉旗的下洼子,3月1日到达赤峰东郊。中路之敌进犯朝阳,守军也因有个团长降敌溃败,朝阳失守,日军逼近重镇叶柏寿。驻守叶柏寿万福麟部和于兆麟旅与敌激战五昼夜,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往平泉。南路敌先头部队步骑炮联合快速纵队也在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占领凌源后向西挺进。赤峰已处在三面被围严峻形势之中。赤峰地区原驻有汤玉麟部石文华旅一千多人。危急之时,孙殿英率丁博庭旅赶到,孙、石合兵三千七百多人。孙殿英本无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为形势所迫,无法立即后退,只得拼命一战,不管胜负如何,亦可得“民族英雄”的美称。然而孙殿英部尚未部署完成之时,即遭到伪军张海鹏部和日军两个旅团的进攻。3月1日下午四时许,敌茂木旅团在红庙子一带与孙殿英部开始展开阵地争夺战。经夜战斗未止,次日拂晓更加激烈。2日上午十时,日军进抵红山脚下。孙殿英部又顽强抵抗三个小时,日军以大炮轰开东门城墙,大举涌入城内。孙殿英部又在头道街、三道街和西门实行节节抵抗后撤往西郊。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退到猴头沟阵地,依靠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山岳地带的复杂地形,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直到被敌切割数段后,孙殿英才率残部北山、大庙退往围场。国民党系军队在赤峰的抗战即告结束。汤玉麟本无心抗战,全靠术士占卜决定战止。在得知朝阳、凌源等地失陷后,即逃亡天津租界,万福麟部也与同时退往喜峰口长城一带。致使承德为仅有一百二十八骑得日军所得。三、日寇在赤峰地区的残暴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统治,其宗旨是要制造一个和“满洲国”一样的直接殖民地,先将这一地区拼入“满洲国”,设立“兴安总省”,后逐渐使之“独立”。为此,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加强了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残暴的殖民统治。政治方面:把内蒙古东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划分为兴安东、南、西、北四省,受设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的兴安总督管辖。赤峰北部地区则划归首府设在开鲁的兴安西省。后改为兴安总督西部行政区,行署设在林西。又派蒙奸甘珠尔扎布编练伪“兴安军”,受日寇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任命甘珠尔扎布为兴安西省军区少将司令官。为了利用蒙古族旧王公统治蒙汉群众,日寇强行废除蒙族扎萨克制度,改行“旗长制。旗长由日伪政权任命效忠日寇的王公贵族担任,而实权控制在日本人“参事官”手中。在他们统治比较巩固的地区,实施法西斯的保甲制度;而在我八路军活动的游击区域,则实行集甲并屯,制造“无人区”,企图消灭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他们推行的“治安整肃”运动,以“反满抗日”、“思想犯”、“国事犯”等罪名残害群众,把大批群众投入监牢或“反省院”。为了统治蒙古族人民,他们一方面侮蔑蒙古民族“性悍野,贪便宜”,挑拨蒙古族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推行“愚民政策”,以压制蒙古族群众的反抗精神。经济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把内蒙古东部地区纳入“满洲国”经济体系中,在“满蒙之间完成一种绝对不可分割的经济体系”。为此,他们设立“蒙疆设立(伪)中央银行分行”,使“满币”在蒙古族区域流通,由“满币”取代物物交换,实行金融统治和掠夺。在农村,日寇强盗借口“蒙古民族尚无土地所有权”,强迫蒙古王公“奉上”土地。从而霸占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各盟旗的全部土地及蒙租、街基租、渔利租、矿区租等巨额土地收入,土地资源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同时把王公制改为旗长制,封建王公成了伪官吏。如巴林王扎葛尔,是清王朝慈禧太后的侄女婿,日寇任命他为昭乌达盟盟长,统辖十个旗。如是,封建王公都成了日寇奴役蒙汉各族人民的帮凶。日寇强迫农牧民按伪政权规定的官价交售农牧产品给敌伪机构。这种交易极大的损害了农牧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伪政权设立各种名目的杂税,进一步加深了农牧民的负担,广大农牧民生活饥寒交迫,生产连年下降。为了进一步掠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资源,日寇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总掠夺机关,在内蒙古东部开矿山、伐森林、修筑铁路、公路、开设银行、商行、各种贸易公司等,以刮尽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膏脂。为了搜罗侵略战争的经费,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达到用鸦片搜刮资财,毒害人民的“以战养战”的目的。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物资财富,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文化方面:日寇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推行所谓“新学制”,规定日语为主课,从小学起就必须学习。废止全部中国教材,出版奴化教育的新教材。每星期一上课前的“朝会”,师生必须面向“建国神社”、“新京”(长春)帝宫和东京天皇遥拜,唱日本、伪满“国歌”,校长捧读诏书,师生行九十度鞠躬礼,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在这种法西斯制度和高学费的限制下,广大农牧民子女根本上不了学,绝大多数的青少年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军事方面:为镇压蒙汉各族人民对其殖民统治的反抗,日寇和伪满军队在热河一带大量驻扎,反复“扫荡“我抗日军民。日伪军的“扫荡”,配合“集甲并屯”,修“人圈”等灭绝人性的措施。把散居在山区的各族群众强行集中到大村镇来,四面修上深沟、高墙和碉堡,四面设岗,出入要看“良民证”。集甲并屯中,老百姓的东西不准带走,日伪军警把留下来的粮食和鸡鸭猪羊狗牛全部吃光,较好的衣物全部劫掠一空,抢不走的房屋等全部砸碎、烧毁。群众一经进入“人圈”,即不准回原地种庄稼。日伪军在“无人区”内发现有人活动,一律开枪射杀。“集甲并屯”之内,由于脏乱,传染病不断发生,群众无辜死去者众多。据统计,从1934年到1945年3月,日寇在热辽地区的“讨伐”中,共屠杀一千五百多人,放火烧毁民房两千六百多户,扑去一万多人,其中杀害一千八百多人,投狱四千多人。日寇想用屠杀、监禁和破坏生活条件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但富有革命传统的热辽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却以更坚决、更顽强的战斗来回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