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之间--评《文明的进程》李继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诺贝特·埃利亚斯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也堪称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本文并不试图对埃利亚斯际遇坎坷的一生作传记式的阐述,也不试图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作探究,而仅想对《文明的进程》进行解读。一、文明和文化的对立埃利亚斯在其第一章中探究了德国和法国对文明的理解及评价的差异。在法国,文明的概念表达了某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及较高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而在德国,思想、艺术、宗教、科学等范畴则倾向于用文化来表达;文明指的仅是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显然,法国文明的概念和德国文化的概念所指称的范畴有很大的交集。但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它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埃利亚斯,1998,P63)法国文明的概念和德国文化的内涵之间的差异还在于文明强调是的是人类共同的或者应该共同的东西,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埃利亚斯,1999,P63)埃利亚斯从措辞学(Rhetoric)的角度探讨了法国文明概念和德国文化概念的歧异后,即从两个概念形成的背景阐释了产生歧异的起源。起初的德国并没有像法国般较早地形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而仍是由各封建采邑组成的松散的组织。贵族与市民间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和生活不富裕形成了严格的社会区别。等级差别的客观存在、市民阶层对等级差别的认同及渴望进入上层使得中等阶层不得不面对并学会上层的繁文缛节和表面的敷衍应酬。与此同时,只有极少数像歌德一样的幸运者才能进入宫廷贵族的生活圈子,大部分出身于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的优秀儿子被摈弃于此一圈子之外;尽管他们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埃利亚斯透过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德国的文学运动揭示了当时德国社会市民阶层和宫廷贵族截然相反的社会观和审美观。在德国,文明一词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文化并不直接指人的本身,而是指人们所取得的成就。文明已成为贵族证明自身血统和维护自身特权与社会存在的手段。上层宫廷贵族的封闭和渴求进入上层并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市民间由是产生了存在价值和成就价值观点的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了德国文明同文化的对立。与德国相比,法国较早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法国在国外进行殖民扩张,在国内推广宫廷贵族礼仪。宫廷贵族同化其它阶层的倾向明显不同于德国宫廷贵族与其它阶层的对立。法国因为有统一且强大的上层,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地被宫廷社会圈子所容纳。埃利亚斯指出:早在十八世纪,至少是市民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了。(埃利亚斯,1998,P99)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将法国贵族排挤在政治职务之外,市民阶层很早参与了统治和管理,甚至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市民阶层进入宫廷使得不同社会地位成员间持续的、密切的接触成为现实。也使他们自身得到了较强的政治训练。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法国改革运动显示,法国的市民阶层已在政治上起作用了;而这正是德国市民阶层所缺乏的。在德国,分散的封建采邑使贵族牢牢地掌握了政治权力,市民阶层则相对弱小。中等阶层和贵族之间的隔阂很深。两者之间的社会交际活动极少,习俗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相互间的等级差别和紧张关系却长期没能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埃利亚斯,1998,P101)法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君主专制使市民阶层上升到足以与贵族抗衡的地位,并产生了频繁的接触,生活习俗日趋同一。埃利亚斯在此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社会建制的不同造成不同社会内部阶层有所差别。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二、文明的定义及其心理发生综观《文明的进程》全书,我们发现埃利亚斯所研究的文明并非法国意义上的文明,而是在德语中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文明。也即是说,埃氏所要研究的乃是与一定社会结构及由此结构所决定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以及此种行为方式如何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由于将文明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埃利亚斯认为文明与不文明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像善与恶那样的对立,它们是同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不用阶段。并且由于文明的进程既没有零点,也仍在继续,文明的含义就获得了一种相对性:我们现在的行为以及我们这一阶段的文明很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后人感到羞愧,就像我们的前人的行为有时会使我们产生羞愧的情感一样。(埃利亚斯,1998,P129)埃利亚斯在第一章中通过德法两国文明和文化概念上的差别揭示了社会结构对文明的影响。在第二章,埃利亚斯引用大量的历史素材演示和解释了社会结构究竟是如何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压力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利亚斯没有在社会结构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直接地建立起映像,而是引入了人们的心理结构,将之作为前两者之间变动的桥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实证的社会学家们仍倾向于用社会现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埃利亚斯早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让他受到韦伯兄弟的影响甚深。可他既不全然否定迪尔凯姆的方法,也不盲目地服从韦伯的观点,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一道属于他自己的路: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直接的,必需通过对个人的研究才能科学地认识此一联系;个人的行动及意愿对社会现象的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有必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心理机制。如果把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视作两道独立的方程的话,则埃利亚斯的方法论无疑是一组丢番图方程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是其中一道方程的两个变量,心理结构和人的行为方式是另外一道方程的两个变量。正如埃利亚斯本身也承认的,这一方法论受到佛洛伊德学派的启发是十分明显的。(埃利亚斯,1998,P353)埃利亚斯引用了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一本名为《男孩子的礼貌教育》的小册子和其它有关中世纪礼仪的书籍回顾了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中世纪人们的行为主要依靠冲动的情绪和本能来主宰;人们可以突发地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受约束。吃饭时用脏兮兮的手去抓,在盛放面包的公用盘子上乱翻,啃过的骨头到处乱扔、甚至放回到公用的盘上,吃饭时用桌布来擤鼻涕,请别人喝自己喝剩的汤,边吃饭边掏耳朵、挖鼻孔和擦眼睛,把痰吐到餐桌上,用餐刀剔牙,就餐时睡觉等行为在当时屡见不鲜。埃利亚斯指出,人们的这些行为是由于他们极少对自己的本能和冲动进行约束,而这种心理结构源于人们相互间并不存在足以对行为产生强制的依赖关系。那时的宫廷已产生了宫廷礼仪。宫廷礼仪主要是为上流社会,为那些宫廷骑士所制定的。世俗上层借宫廷礼仪来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情感特征,并以其与上述农夫的行为的不同来维持他们与下层社会地位的不同。据埃拉斯穆斯、卡托、塔斯霍伊泽、齐尔克拉里亚、代德金德、德拉·卡萨、卡克斯顿、邦维奇诺·达·里瓦等众多中世纪的作家有关礼仪的著作,宫廷礼仪已就日常生活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例如饮酒前必须把嘴唇擦干净,咳嗽和打喷嚏时转过身去,不能用舌头去舔手指,不能把痰吐在桌子上等。但是就餐行为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部分。就餐行为的水准总是与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埃利亚斯,1998,P141)上层与下层社会的差别究竟如何导致就餐行为的差别呢?埃利亚斯指出,这是由于羞愧与难堪的水准,也即人们的心理结构引起的。上层之所以要采用文明的就餐方式,原因在于下层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难堪与羞耻。上面已经提到,世俗上层借宫廷礼仪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情感特征,类似于下层的行为则被看成是下层的特征。因而当贵族产生或看到不文明的行为时,往往会将其和下层联系起来,并感到难堪。出于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眷恋和对降入下层的恐惧,上层的行为开始区别于下层。文明的进程迈出一大步。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市民阶层的日渐崛起,世俗上层的宫廷贵族由于实施了更广泛的暴力独占而变得更加强大,社会处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近代的社会结构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难堪与羞耻的界限进一步前移。此一时期,人们的就餐行为显然比过去更加文明了:吃饭时必须用餐巾、盘子、刀、匙、叉,并且要等最有身份的人摊开餐巾后其它人才能摊开自己的餐巾;不能用餐巾擦脸和牙齿;不能把刀一直握在手里,而是要用时才拿;不能用刀尖挑东西送到嘴里等等。并且已经开始禁止将整头的动物抬到餐桌上切割的行为。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日见密切,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模式开始互相渗透,起初主要地是由上层向下层渗透。上层对体力暴力的独占使得市民阶层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则是下层的行为趋同于上层。于是,原先由上层意识到的难堪水准通过相应的社会戒律表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强制。上面提到当时就餐时使用餐巾的情况实质上是等级社会形成的等级观念的反映。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适应了现时社会的水准,并对它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缘故--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地费力地使之固定下来。(埃利亚斯,1998,P142)当难堪与羞耻转化为一种社会强制的时候,文明的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社会进入专制主义时期,也就是个别封建领主对暴力和税务的私人独占转变成君主专制的公共独占时期,社会结构又明显地不同于中世纪漫长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基于税务独占的暴力独占给和平提供了可能,社会各阶层间产生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等级森严的贵族阶层在这时又是一个必须为他人服务并依赖于他人的阶层。市民阶层的依赖性不同于贵族,但却更加严重、更加带有强制性。由于社会职能分工、市场、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和这种流动性对他人依赖度的提高,使得人们更加直接地去压制、调节自身的情感和本能欲望。如裸露、擤鼻涕、吐痰、卧室行为、性生活等方面的举止越来越私密化。社会通过社会强制制造的恐惧感逐步严格地压制人们的本能。有些举止被视为不文明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是对人的不尊重,而且是由于这些举止会使人们产生难堪、害怕、羞耻和内疚的感觉。社会强制终于变为自我强制,社会所希望的行为变为人的潜意识,变为人们自愿的行为。攻击欲的转变也同样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暴力独占使战争不再是人们必需时刻准备的事,和平的社会环境让骑士贵族成为宫廷贵族。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中向我们描述了在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背后作用的心理机制的变化过程:首先是世俗上层出于对自身地位的眷恋形成了对下层行为方式的难堪和羞耻感;其次是世俗上层将这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前移的难堪和羞耻感变成了社会强制,迫使下层接受;最后是随着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各阶层相互依赖性的提高,上层施加于下层的有关难堪和羞耻感的社会强制变成了自我强制;文明的进程获得其现代意义。关于引起心理机制变化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埃利亚斯在第一卷中仅是略微提及,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则留在第二卷中加以详细的论述。三、从封建到专制:西方文明的发生切不可将《文明的进程》两卷分开单独地看,而应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否则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第一卷谈论的是西方文明的心理发生,第二卷谈论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事实上,埃利亚斯虽然在标题上作出貌似上述的区分,但它们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都试图揭示文明与社会结构、人们的心理结构相调适的过程。我们看到,在第一卷中,埃利亚斯在论证文明的心理发生的时候不忘提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我们还将看到,在第二卷里面,作者是怎样紧密把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心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埃利亚斯笔下的封建化机制是区别于国家的。他首先从查理大帝通过不断征伐所建立的庞大帝国说起。查理大帝生前尚能藉其在征战中确立的威权更换那些企图背叛他的封建领主,但到了虔诚者路易时,那些受查理大帝分封的爵位和领地已经开始世袭。中央领主业已无力抑止其统治区内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倾向,最终导致中央领主的地位随着实际统治区域的减少而日趋弱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埃利亚斯认为这与封建机制本身有关。
本文标题:文明的进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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