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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与苏州历史文化名人一、吴文化的概念:“吴”,即吴地;“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一般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我们这里所讲的指的是广义的文化。那么什么是吴文化呢?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是指吴地自有人类开始,直至现今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创造。正如著名先秦史学专家李学勤先生所述:“吴文化泛指吴地的文化,把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地的文化的蓬勃发展都概括在内。”由此看来,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吴文化的地域,一般说来即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即苏州),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合上海,南括浙西地区。可见,吴文化的地域是非常广泛的。如盛唐前期诗坛上活跃着四位“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的诗人,他们就是被称为“吴中四士”的贺知章、张旭、包融和张若虚。其实他们当中只有张旭一人是吴郡人(今江苏苏州)人,其他三人中,贺知章是越州水兴(今浙江萧山)人。包融是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张若虚是扬州(今江苏扬州)人。二、吴文化的起源:吴文化历史悠久,约五千多年以前,吴地这一带由于和中原地区缺少往来,曾被中原人看作是“断发纹身”的“蛮夷之地”。商朝末年,周部落在今陕西凤翔岐山一带诞生,部落领袖古公亶父(后来周武王伐纣而有天下,追尊古公为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长子泰伯婚后无子女,三弟有子昌,聪明伶俐即周文王。按照祖制,泰伯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但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圣人的瑞相,预料他将能兴周,有意传位给季历,以便再传给昌,但未明显表示。泰伯了解古公的意思,在古公生病时,便托辞到南方采药。他的二弟仲雍也有此意。于是他和仲雍一同拜别父亲,到了江南,在今无锡梅村,从当地习俗,“断发纹身”,建立了“勾吴”国,他们在此传授中原文明,被拥立为领袖。他俩在这里以棚为窝,断发纹身,随乡入俗,与“土著”人打成一片,开荒立国。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变荒芜为良田,变穷为富,变小为大,变落后为先进。所创业迹,有目共睹,千口皆碑,留下了不可埋没的丰功伟绩。时过百多年,圣人孔子看到泰伯的丰功伟业之后,感动至极,拍案惊呼:“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就是:泰伯三以天下让,谓之至德,老百姓心服口服,才发出如此盛赞。中国史学之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赞为世家第一。“泰伯长而无嗣”,死后仲雍即位,子孙世袭。季历接周位,传于其子姬昌(文王),姬昌传于其子姬发(武王),迁都镐京,牧野之战灭商平天下,追封泰伯于吴,从此吴国成了名正言顺的诸侯国,吴文化由此发源,吴王阖闾、夫差均为其后人。以此来看,泰伯、仲雍乃吴文化的缔造者。三、吴文化的基本特征:1、吴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特征从吴文化的起源可以看出,“吴文化”是由泰伯带来的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它就象一个混血儿,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这种文化的融合性就决定了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春秋时期,吴人言僵(子游)求学于孔子,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返回吴地后大力传播孔儒之学,被誉为“南方夫子”,也是孔子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擅长文学。其留下的名言有:“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数”(shuo,去声)是“屡次”的意思。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你们俩离疏远也就不远了);“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丧事做到尽哀也就可以了”,既讲形式,又反对形式过头。孔子非常注意做事分寸的把握,子游继承了这优点。现在人在很多事情上过于讲究形式,包括丧事,在生前,儿女不懂得孝顺,在死后,丧事办得很奢华,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做秀。)其求学于北方孔子的举动正是吴文化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后来自汉至南宋,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断有移民迁入,移民文化色彩愈益浓厚,外向开放精神得到强化。明朝初年,我国古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从苏州的浏河出发,最远的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历经三十多个国家,极大的促进了亚非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使苏州自古就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21世纪的苏州更是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端,曾入选全球九大科技新兴城市,并于2002年完成了它的“一二三四五”,即引进外资名列全国第一,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GTP、财政收入分别位列全国二三四五名,这一切都得力于吴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渊源。2、吴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总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嬗变的六朝以前,吴地尚武近蛮,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云:“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著名的三大刺客有两人出自吴地,这就是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和刺杀公子庆忌的要离。虎丘剑池,据方志记载,因吴王闻闾一生爱剑,死后以“鱼肠”等三千金剑作为殉葬品,故名剑池。六朝以后,吴地趋文崇儒。大量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被大规模开发,经济丰裕,社会稳定,山清水秀,生活安逸。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相应,吴地文化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民风由勇武刚烈变为温文儒雅,士大夫宽衣博带、大冠高履。吴地百姓,上至晋绅,下至平民,家家礼乐,人人诗书。3、吴文化是一个内涵广博的文化体系苏州作为地域文化的中心.历史产之丰厚、文化底蕴之深邃、文化内涵之博大,为国内同等城市所少见。正因为如此,人们扳易从它某一文化门类的成就出发解读吴文化。比如,吴人好读书,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进士、状元人数遥居全国之冠,于是有人认为,吴文化即“状元文化”;苏州园林集建筑、绘画、雕刻、堆山叠石、花术盆景、诗词槛联、家具陈设等诸多艺术精品之大成,集中展示了苏州文化的风采,于是,有人认为,吴文化即“园林文化;古吴之地,抱湖背海,河荡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水乡泽国,唐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水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水是孕育吴地生命之源泉,是吴文化的精神和灵魂,由此,有人认为,苏州文化即是“水文化”;还有人认为,吴文化是水文化+鱼文化+稻文化+蚕桑文化+船文化,等等。诸如此类,还可以列出一些。这些见解,当然都有各自的道理,这也正说明了吴文化内涵广博的特征。4、吴文化的雅趣统一的审美观:吴文化在表象层斑一般具有小巧精知、柔和淡远、雅致秀丽、灵动飘逸的特点,从“吴侬软语”到“小桥流水、人家尽枕河”“水陆并行”的古城格局:从曲折变幻的苏州园林、林到细致生动的刺绣艺术、雕刻艺术、评弹、木刻、昆曲,无不显示出吴地人的文化性格特征。吴文化追求“雅”与“趣”的统一,以苏州园林最为代表。四、吴文化影响下的苏州历史文化名人在底蕴深邃、内涵广博的吴文化影响下,苏州历代英才辈出,数不胜数,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科举仕进的,苏州辖区共出文状元45名,占全国的7.6%,其中,唐代有7名,宋代有4名,明代为8名,清代为26名(占清代114科状元的22.8%),明代苏州府有进士437名,清代则有600名。至于封疆大吏、征战良将、地方官员、社会名流,有贡献于社稷的苏州人,或外地人有功苏地而为后人推崇的,清道光年间沧浪亭所立名贤祠,初建即列名贤像赞570名,后又续增名贤600余名。名贤祠几经兴废,民国30年(1941)重修后,尚存名贤像赞594名。总之,苏州自古就是人文荟萃的地方。现将苏州文化名人,择其要者,按朝代先后略述于后。对“苏州历史文化名人”的界定:是指苏州历史上,在文化领域(这里主要指文学艺术领域)有一定影响,或对苏州有一定的贡献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苏州本籍人;二是本籍虽不在苏州,但在苏州做过官的人;三是寓居或游历苏州的人。(一)隋唐之前的苏州历史文化名人之所以把隋唐之前放在一个时间段来讲,一是因为“苏州”之名自隋朝始有,隋朝之前,“苏州”皆以“吴”命名;二是因为隋唐之前苏州文化名人相对来说较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隋唐之前吴地“尚武”的风俗特征,其次,我国的“科举取仕”也是自隋唐开始。隋唐之前苏州的历史沿革:苏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多年历史。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泰伯、仲雍南来,号“勾吴”。春秋时,仲雍第十九世孙寿梦于公元前585年称王,建“吴国”(当时还在无锡梅村一带),是吴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寿梦在位25年,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国势亦渐强盛。寿梦有子五:诸樊、余祭、余昧、季札、蹶由,寿梦欲传位四子季札,季札承泰伯遗风而坚辞。王位依次由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继承,余昧传给子王僚。诸樊之子公子光不服,经伍子胥谋划,假借宴王僚之际,由专诸献鱼,“鱼腹藏剑”,刺杀王僚。为纪念他的英勇无畏,苏州有专诸巷和专诸村。公子光既为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任吴王时由无锡梅村一带迁都姑苏(即现在的苏州),任用伍子胥为相,开始大规模建都城,现在苏州城的规模开始于斯。战国时,“吴国”先后属越、楚。秦汉实行郡县制,始设“吴县”为会稽郡治所,辖今苏南、浙北、皖东。东汉在钱塘江以北置“吴郡”,治所“吴县”。汉末,孙权继承父兄伟业,建立“东吴”政权。后来三国归晋,西晋和东晋初年,苏州称“吴郡”,后改为“吴国”,南朝复名“吴郡”,其中梁时称“吴州”。总之,隋唐之前,苏州皆以“吴”称,诸如“吴国”、“吴县”、“东吴”、“吴郡”、“吴州”。这一时期文化名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位。1、西晋吴郡才子陆机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西晋文学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陆机出身吴中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魏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14岁,20岁时吴亡,陆机与其弟陆云隐退故里,十年闭门勤学。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初时由于谈吐有吴国乡音,受时人嘲弄,二陆不气馁,后访得时任太常的西晋名学者张华,得张华看重,使得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陆机的《文赋》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它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云:“开始创作,精心构思。潜心思索,旁搜博寻。神飞八极之外,心游万刃高空。文思到来,如日初升,开始朦胧,逐渐鲜明。”二,探讨了写作技巧,主要是修辞的技巧。其三,分文体为十类,并且各指出其特点。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诛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上引《文赋》中论述文学创作的过程以及各文体不同特点的理论一直被后世文学评论家所引用。2、南朝吴郡文学家张融南朝齐宋年间,吴郡文学家张融被称为“异人”,少时即负盛名。出任封溪(今越南北部一带)县令途中,被当地“獠人”抓获并将食之,张融效法曹植,临死前吟诵《洛生咏》(曹植《洛神赋》之翻版),“獠人”惊奇而将他释放。齐高帝激赏他,声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此外还有两人,虽然称不上文化名人,但其典故事迹常被后世文学家所引用。一个是东汉的梁鸿,字伯鸾,陕西扶风人,生卒年月不详。鸿家贫博学,与妻子孟光隐居霸陵山中。过洛阳作《五噫之歌》,讽刺统治者,为朝廷所忌,梁鸿夫妇逃至吴地后,在富商门下做雇工。居廊下小屋内,白天梁鸿为人舂米,晚上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时,孟光已经为他做好了香喷可口的饭菜。她非常敬重丈夫,不敢抬头直视,就半曲身子将盛着饭菜的托盘举至眉前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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