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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塑造的“他者”自有中美交往以来，中国人所理解的美国和美国人其实一直处于某种比较暧昧和模糊的状态。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似乎始终没有真正把美国看成是与英、法、德、日等国一样绝对的敌对力量，当然，美国人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当作是真正的朋友。美国形象的这种含混和矛盾应当追溯到近代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性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其实只是一个被中国人自发地不断塑造和修改着的“他者”，而非真正的美国本身。也正是这一点才构成了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种种错位与误读。一、从“恭顺”的“夷族”到“花旗大国”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想象始于晚清时代。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5年)，到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1783年)，再到美国以其独立的宪法确立起自身的政治体制(1787年)，处于闭关时期的大清帝国还并不知道美国的存在。1784年，当几乎刚刚独立的美国派出商人乘“中国皇后”号来到中国之时，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与英、法等国的人们会有什么区别。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钴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这样描述“美国”：“惟米利坚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满清贵族所理解的美国差不多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蛮夷”部落，又因为美国人出于贸易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礼让与容忍，最初的美国形象就被定格在“恭顺”的“夷族”的层次上了。另一份中国人有关早期美国见闻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一书，该书记录了谢清高于1782至1796年间搭乘外船游历海外的回忆，书中称美国为花旗国。谢清高虽对当时美国的自然物产、社会风俗与科技水平等做了具体的介绍，但他本身并没有在美国进行全面的游历，《海录》所载内容，多数只是他对美国沿海近港的一般观察，所以仍旧把美国看作是与英吉利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独立岛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而言，人们还不可能将美国从“夷族”的想象中抽离出来，也因为这样，美国尚不足以与英、法等欧洲列强相比肩。到鸦片战争前夕，美国虽然在大清王朝眼中仍旧处于“蛮夷”的地位，但一个海外大国的形象已经具备了最初的轮廓。当时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就曾载文介绍美国说：“民所立之政，与他国之掌治不同，……故不立王以为国主，而遴选统领、副统领等大职，连四年承大统，必干民之誉。了然知宰世驭物，发政施仁也。”这里对美国民治政体的理解无疑已暗示出了人们对美国印象的潜在变化。由于缺乏直接的接触，早期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主要依赖于各种口传与有限的文字资料。早期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主要有三类：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人、履行国家事务的外交使节和以上帝的名义希望拯救中国人脱离苦难的传教士。也正是借助于早期来华且数量有限的美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的介绍，中国人才从单纯的“夷族”想象中摆脱出来，逐步把支离破碎的印象拼凑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美国形象。裨治文和雅裨理是最早(1830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不久就出版了旨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美国的史地、人文及社会境况等内容的书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虽然书中所述仍只是美国之“大略”，但它却在打破中国人的“世界中心”观念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扭转作用。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强国图存的民族需要，中国人开始把“美国”从笼统的“西方世界”观念中分离出来。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摆脱了传统夷夏等级观念并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趋势影响下，“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影像也被重新勾勒了出来。然而，此时的“美国”影像多数是借助于传教士们的介绍而被构建起来的，由于缺乏对这个新兴国家的直接观察，魏源、徐继畲等人所理解的美国就是在传教士们的指引下想象出来的“美国”。19世纪中后期，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早期中国初具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去想象那个遥远国度的盛世景观时，裨治文的书就无疑成为了最具权威性的可靠参照。无论是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或是由官方组织编译、专供官员参考的《洋事杂录》，还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及梁廷桁编著的《海国四说》，其中有关美国的内容几乎可以看到裨治文著作的影子，很多地方的文字甚至直接挪用了裨著的原文。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在雅裨理的直接参与下集撰而成的。他于1844年7月即完成了初稿《瀛寰考略》，后屡易其稿，于1848年将其更名为《瀛寰志略》重新出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瀛寰考略》中描述美国时使用的均是“夷”字，美国的开国总统也被音译为带有明显“夷族”色彩的“兀兴腾”，但到《瀛寰志略》出版时，原书中的“夷”字却一概被删除了，“兀兴腾”也统一改译为“华盛顿”，美国则正式被称为“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这一微妙的变化恰恰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开始把“美国”放在一个与自己对等的地位上加以看待了，“中央之国”的观念在此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而对于“华盛顿”的充分肯定则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中国人重新观照美式政治体制的契机。1784年到1882年的近百年间，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接触和认识基本上限于东南沿海的贸易往来、美国传教士的粗略介绍，以及此间商人与知识分子以日记、书信等方式所传达的对美国人的初步印象。而此类印象也主要集中在对美国人的好感上。1867年，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忻还曾上奏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1868年(同治六年)，大清王朝向美国派出了第一个官方性质的代表团，其主要任务则是“偕同美国钦臣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件”。自此以后，由官方派往美国的各类使团成员或外交人员以日记方式记录的历美见闻，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最为直接的资料，其中包括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陈兰彬的《使美纪略》、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等等。正是这些最为直接的记录逐步将一个现实的“西方强国”形象更为清晰地展示在了国人的面前。从集中出现于这个时期的诸多关于美国的综述可以看出，“美国”已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蛮夷”小邦，而是足以与欧洲列国相抗衡的西方大国了。“美国”作为一个遥远“强国”的形象在国人的想象中被最终确立起来。二、“华盛顿”与“乌托邦”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美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已不再限于一般的猎奇，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美国的经济技术、政治体制与历史演变的深入探究。在诸多描述美国境况的文字中，有关其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介绍几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章节。华盛顿的事迹，较早见于徐继畲的初稿本《瀛寰考略》，稍后出版的《瀛寰志略》只是把“兀兴腾”更名为“华盛顿”而已，内中《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一节极为细致地记述了华盛顿从出生、成长，到率众反抗英国政府，直至成为美国总统的具体经过，并且评价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骚侵乎三代之遗意。”梁廷桁也非常看重华盛顿的德性与能力，认为华盛顿“为人公正自矢，不事福威，不辞劳瘁。”即使卸任，也仍旧“常以暇日率官绅人士与农并力耕作，国人传为美谈”。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同样对由华盛顿开创的美国总统四年一轮的任期制度给予了特别的赞许。在几乎所有关于华盛顿的描述文字中，徐继畲的著述影响最为深远，我们从首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初使欧美的志刚、驻美公使崔国因等人的相关著述中，都不难寻找到徐著的痕迹。如果说魏源等人对华盛顿的介绍还主要是转述来华美国人的说法，属于一般性客观记录，那么，徐继畲的评价则明显已经带上了强烈的主观想象的色彩。徐氏将华盛顿与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及汉末枭雄曹操、刘备相比较，其用心无疑是在希望当朝者能够以华盛顿为表率，奋起抗拒英人的侵略以重振日渐衰弱的朝纲，而正是这一点恰恰引起了另一位同样崇拜华盛顿但意旨却大相径庭的人士梁启超的不满。梁启超在《自由祖国之祖》一文中称颂华盛顿“逐建义旗，脱英羁轭，八年苦战，幸获胜利”。“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但其在游历美国，看到徐继畲评华盛顿的刻石时大为光火，并愤然写道：“谓华盛顿视陈胜、吴广有过之无不及云，呜呼!此石终不可磨，此耻终不可洒，见之气结。”在梁氏看来，把华盛顿比之于陈胜、吴广，不啻是在宣扬暴民政治，实在是对华盛顿所创建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的误解。游历欧美时期的梁启超主要抱定的还是“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尽管他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共和体制倍加赞赏，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由地方自治所构成的共和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只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才是改良中国的最佳良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梁氏的君主立宪论带有明显的康有为思想的影子。康有为就曾希望光绪皇帝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康有为说：“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哉?顾视皇上志愿如何耳?”虽然康梁此一时期的维新思想是以保皇为根本基础的，但美国式的新型政治体制毕竟已成为了他们理想中的政治格局的重要参照。华盛顿除了对晚清士大夫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以外，其在民间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当时全国多数有影响的报刊几乎都以传记、小说、演义或翻译等各种形式登载过有关美国和华盛顿的文章。《时务报》自第一至第十三册连续译载了《华盛顿传》；《民报》在第一期就刊登过华盛顿的肖像；《大陆报》以章回小说体连载了《美国独立记演义》，其史传栏也专门登载了华盛顿的传略；《杭州白话报》以评书形式登载《美利坚自立记》。《新世界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则直接将华盛顿视为中国上古之“尧舜”理想的实现者，文章称：“‘尧舜’享历古之名誉，而为后世政治界之所欢迎者，惟禅让二字。……抑知其拔地而起，轰轰烈烈，拓世界之奇观，占历史之特色，而突飞乎尧舜之上者，固不在中夏而在外域乎?呜呼，彼何人?非18世纪首创民主之局之华盛顿欤。”在近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华盛顿从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英雄到一个国家的开国元勋，甚至上升为足以与中国上古之尧舜并举的开明君王，这当然与民族危难之际人们对于国家自强的渴望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末的改良派与革命派虽然在变革社会的方式上分歧甚大，但对华盛顿以及美式的民治体制却基本上是认同的，而对华盛顿的推崇直接导致的就是，以全新面貌出现的美国式国家形态已逐步上升成了中国人力图实现的“乌托邦”楷模。事实上，林则徐在主持翻译《四洲志》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体制与大清王朝的区别，即其独特之处。梁廷丹也同样倾心于美国总统对法律和民意的尊重，他介绍说，“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他还征引《尚书》之语来证明美国人所实践的正是中国上古所称道的“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开明政治与君王理想。魏源也认为美式体制确有其值得参照之处：“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郑观应于1875年所撰《易言》中则开始积极主张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他认为：“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力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借声援。”种种情况表明，近代中国人对于华盛顿及美国形态的理解一直是以中国上古的圣贤明君和礼制王道的既有形态为蓝本而建构起来的，它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尧舜”模式的现实想象，而绝非是对美国的那种现代国家体制及其“自由”、“民主”、“平等”和“法制”等等观念的真正理解。那种由历代知识分子共同构筑起来的“三代礼制”的“王道”理想从蛰伏状态被重新唤醒，“美国”在此只是被转换成了“尧舜”模式的现实替代形态。也正是因为此时的“美国”被中国人以想象的方式推进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当“美国”像其他列强一样以“霸道”的面貌真正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时，中国人的幻灭感才会显得空前的巨大。从《瀛寰考略》对华盛顿及美国历史和国体的描述开始，到林则徐、魏源、梁廷桁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顶力推崇，“美国”在中国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