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史历史人物

预防医学史历史人物1、预防接种技术的先驱——爱德华·詹纳当24岁的詹纳从伦敦学医回到故乡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乡村医生，尽他的所能去济世救民，对当时的医生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应对恐怖的天花。这是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自16世纪初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天花病取代了原来的轻型天花在全世界流行之后，“天花”这个名字就成了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民共同的耗梦。无数的儿童在刚刚开始他们的生命之旅时就被这个恶魔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人类在与天花的长期较量中也掌握了一些方法，根据轻微感染了天花病之后也可获得对天花的永久免疫力这一原理，中国人最早使用了人痘接种术，具体做法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粒脓浆或痘痂粉末作为接种材料，设法送入未患者鼻腔内以引发局部性痘疹，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种人痘法于18世纪初传入欧洲，使欧洲的天花发病率大大降低，但人痘法并不安全，轻的留下大块疤痕，重的还有死亡的危险。“为了杜绝可怕的天花，有没有更有效、更安全的办法呢？”詹纳经常这样冥思苦想，以致常常夜不能寐。他观察到，即使在天花最猖獗的时候，挤牛奶的姑娘也从不会患上天花，而且，牛也跟人一样会感染上天花，牛的乳房上长出的一块块红肿脓疮和天花病人身上的症状十分相似。是不是被牛的天花感染过的人，也可以像被人类天花感染过的人一样，获得对天花病的永久免疫力呢？詹纳对此作出了大胆的假设，并决定将之付诸实验。1796年，詹纳顶着种种压力和指责，在一个叫菲浦斯的8岁男孩身上进行了牛痘接种天花的人体实验，用针将牛痘疱疮浆液在菲浦斯臂上划出两道约2厘米长的浅痕。结果表明，菲浦斯在出现了一系列感染天花的轻微症状之后，再给他接种人痘都不会有任何天花的症状，这场被一些人指责为拿人命作赌博的实验最终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只有詹纳知道，这不是一场赌博，因为这次试验是建立在他的可靠的理论推断基础上的。此后又经过数十次接种试验，都取得了同样的免疫效果，于是，詹纳于1798年著成《牛痘来源及其效果研究》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他的理论，这是人类征服天花的宣言书。从接种人痘到接种牛痘，詹纳迈出了其间的一小步，这却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大步，从此，接种牛痘以安全预防天花的方法在全世界推广开来，在世界各地对天花病的歼灭战中，这个曾经杀死过无数个鲜活生命的恶魔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1980年，第三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庄严宣布：危害人类达数千年之久的头号瘟神——天花已从地球上彻底根除了！但詹纳的贡献还不只在于消灭天花，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通过预防接种控制一种传染病的理论并对之进行有目的的人体试验。今天，当一根接种针扎进一个小孩的手臂伴随着小孩一声清亮的啼哭，家长和接种员相视而发出放心的微笑之时，我们是否知道，这其中也蕴涵着詹纳的部分劳动成果？2、流行病学调查之父——约翰·斯诺霍乱原是一种局限于印度传播的疾病，19世纪初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引起多次世界大流行，英国也深受其害，在1831—1832年的流行中造成2.2万人死亡。但当时的人普遍认为霍乱是通过“瘴气”传播的，根本不重视对水和食物的防污染。约翰·斯诺是伦敦的一位麻醉医师，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水和食物传播的，并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他的观点，但当时未被接受。1854，在伦敦市郊的Soho区再次发生严重的霍乱爆发流行，斯诺就住在Soho区附近，立即在现场开展调查验证他的理论。他在Soho区各街道逐个调查病例，并绘制了一张地理坐标方格图标绘霍乱爆发的死亡病例的位置以及每个病例使用水泵的情况，发现宽街与剑桥街交界处病例特别多，且多有饮用宽街水泵的水的经历。为了验证他的假设，他也调查了没有得病的人，追溯他们是否饮用了水泵的水，根据对照最后得出结论：宽街水泵正是造成此次爆发流行的真凶！他向镇政府递交了他的研究报告，并说服他们御掉水泵的把手，使大家不能抽水。官员们勉强相信了他，试验性地除去了把手，结果爆发很快就停止了。当我们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方法与100多年前斯诺的方法仍然是多么的相似！核实诊断、广泛调查、建立假设、设立对照、推荐预防控制措施，这些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方法永不会过时，斯诺被誉为“流行病学调查之父”当之无愧。3、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查德威克你知道古代的城镇是什么样子吗？人们将粪便和垃圾随意丢弃在供饮用的河水里，几十个人拥挤在狭隘肮脏的茅舍里，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现象。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公共卫生”这个概念的出现，终于逐渐改变了城镇的样子，公共卫生事业最早在英国发展起来，而查德威克是最主要的奠基人。查德威克原是英国一个律师兼记者，担任英国济贫委员会的秘书，致力于济贫事业。19世纪中期，霍乱和斑疹伤寒屡次袭击英国，查德威克发现了传染病和济贫税的征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公共卫生的研究。查德威克在三位医生的帮助下调查了斑疹伤寒最严重的地区的情况之后，将他的结论写成一本书《对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视为公共卫生事业的经典文献。查德威克调查的范围很广，他在查阅了各个区的反馈之后，绘制了“卫生地图”，清楚地显示了传染病与居住拥挤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这种病是由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以及供水有问题造成空气污染蔓延开的。查德威克还致力于解决城镇的污水处理问题，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动脉—静脉”系统，将城镇污水抽到农村用于施肥，将处理后的净水抽回到城镇。查德威克通过他的报告促使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但一度被拒绝。查德威克又写了一个反映情况严重的使人震惊的报告，终于在1848年使议会通过了“查德威克法案”（即公共卫生法案），根据法案成立了卫生总会，查德威克成为其中的骨干。1849年，又一场霍乱袭击英国，在此期间，查德威克竭力促使各市镇推行公共卫生法案，并确保“清除垃圾和预防疾病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授予执行者以强制权力，卫生总会可以下令清除垃圾、消毒房屋并设立隔离医院。查德威克利用这些权利招募了一批卫生监督员，增加了济贫法医院医生的数量，还迫使卫生当局任命了一批卫生医务官（这是“卫生监督员”、“卫生医务官”这些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但后来查德威克被罢免了职务，原因之一是查德威克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常常与医务界和地方当局发生冲突（当时有人称“我们宁可得霍乱，也不愿受查德威克的侮辱而保持健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人普遍认为“瘴气”是导致传染病流行的原因，而不知道微生物和细菌对于传播疾病的作用（改变人们观念的功劳，还要归功于下面将要讲到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等人）。查德威克虽然走了，但他的后继者约翰·西蒙等人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终于在英国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后来，公共卫生的观念和体系又由英国影响了世界各地。查德威克一生不断碰壁，为改变当时人们的陋见和陋习所跨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但他最终是成功的，他的名字将永远和“公共卫生事业”联系在一起。4、微生物和免疫学的泰斗——巴斯德2004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成立，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为这家亚洲领先的病毒和疫苗研究所揭牌。当巴斯德的名字成为病毒和疫苗研究的代名词之时，他对预防医学发展的贡献已无须更多的词汇来粉饰。无论如何高地评价巴斯德在医学史上的地位都不会过分，不过他在大学时的教授给他的化学课的评语是“平庸的”。当1847年巴斯德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特别是他在26时对酒石镜像异购体的研究使他成为一位知名的化学家之后，“平庸”二字就已经与他的生活划清了界限。后来，巴斯德将注意力转向研究发酵。法国里尔城的酒厂老板便要求他帮助解决葡萄酒和啤酒变酸的问题，希望巴斯德能在酒中加些化学药品来防止酒类变酸。巴斯德通过对酒中细菌的仔细观察之后，向酿酒厂的老板们指出，只要把酿好的葡萄酒放在接近50℃的温度下加热并密封，葡萄酒便不会变酸，老板们开始不相信，巴斯德便在酒厂里做示范。他把几瓶葡萄酒分成两组，一组加热，另一组不加热，放置几个月后，当众开瓶品尝，结果加热过的葡萄酒依旧酒味芳醇，而没有加热的却把人的牙都酸软了。后来，人们就把采用不太高的温度加热杀死病菌的方法叫做巴斯德消毒法。直到现在，我们还用巴氏消毒法来消毒牛奶，巴氏消毒法是在62℃-75℃中将奶中有害微生物杀死，保留有利于人体的细菌，不会破坏奶中的营养成分，无菌率可达97％-99％。1865年，巴斯德由于发现并根除了一种侵害蚕卵的细菌，拯救了法国的蚕，进而拯救了法国整个丝绸工业。在此基础上，巴斯德提出了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引起的。巴斯德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但他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表演证明这一观点，使之为科学界所广泛信服。从此，阻止病菌进入人体就可免除传染病成为合乎逻辑的想法，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医学的发展。巴斯德对预防医学贡献更为直接的是，他证明了一种理论，即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他是在研究炭疽病的预防方法时发展出这一理论的。他发展了一种技术，用这种技术可以繁殖出弱化了的炭疽杆菌。将这种被弱化了的炭疽杆菌注射到牛体内，会引发症状轻微的炭疽病，但它不致命并能够使羊产生抵抗炭疽病的免疫力。巴斯德当众证明了这一技术的有效性，这一技术后来成为研制减毒活疫苗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巴斯德在微生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的贡献尚有很多，我觉得无必要一一列举，上面三个已经足够了。路易·巴斯德被世人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医生，但他却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杰出人物。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做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实验。5、劳动卫生学之父——拉马兹尼（无图）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意大利产生，在早期的手工业作坊中，工人在不断被榨取劳动力的同时，他们的健康问题无人关心，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疾病与某些职业密切相关，但从未有人对此明确定义并详细描述，直到一个人物在医学史写下了新的篇章，尽管他的出现似乎已是姗姗来迟。他叫拉马兹尼，是一个意大利医生。他描述了1690年山梨豆中毒和1690-1695年虐疾在意大利的爆发，并坚决主张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这被认为是医学史上一次革命性事件，彻底推翻了加伦用泻药治虐的理论。但真正令他青史留名的是他对工人健康的关注及因此产生的医学硕果。他深入意大利的工厂，认真研究了工人的生产环境、健康状态及职业性危害因素，1713年著《论手工业者的疾病》，這是一本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职业病的著作，列举了在52种职业中，工人会遇到的激惹性物质、灰尘、金属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提出个人防护方法。他还是最早系统地描述指出噪声可致耳聋的人。除此之外，他积极倡导采取措施以保护工人健康，以此形成舆论压力，终于使关于工厂安全和工人补偿的法令获得通过。因为上述种种成就，他获得了“劳动卫生学之父”的称号，这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面对一个个民工在狭隘的厂房里挥汗如雨地工作，当我们为他们的健康而调查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正在追踵拉马兹尼的脚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