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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2年第2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12总第256期Journal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SumNo.256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箐县财政体剎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史桂芬，王立荣(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7)[摘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人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DID模型；省管县财政体制；吉林省[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12)02—0〇32—〇6一、引言财政体制体现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具体表现为税权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支出）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到1979年，我国基本上是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的财政上的“统收统支”，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行政上的分权；20世纪80年代的三次改革的特点是分权度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第三阶段的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改变“两个比重”过低的局面。其后在2000年至2003年又做了进一步的微调。总的来说，无论是分灶吃饭还是划分税收，如何合理分权一直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难点，更是各级政府和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中央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但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时随着分税制改革中的财权上移，也导致省以下各级财权的上移，导致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地市级，县乡一级财力十分薄弱。同时，由于公共事业责任从中央的层层下放，县乡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这种情况有悖于财政分权改革的初衷。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消除“市管县”的弊端，我国于2005年颁布了一系列执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指导文件。省管县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一种新的探索，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本文通过对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来考察其对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收穰日期]2011—10—0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1YJC790155,11YJC790181)。[作者简介]史桂芬（1972—），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王立荣（1982—），女，吉林辽源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33•二、相关理论综述在过去的10年中，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已经实行或者表现出进行分权改革的意图[1]。财政分权，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都被作为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旨在改善公共部门的效率、增加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竞争，进而带动经济增长[2]。理论上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最早是Tieb〇ut(1956)提出的“用足投票”理论，指出由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居民可以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进而形成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3]。以〇atS(1972)为代表的“财政联辣主义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政府间的竞争和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对改善公共产品和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①。以Qian和WeingaSt(1997)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对财政分权有助于改进不同级次政府激励，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正效应做了进一步阐述[4]。其后，很多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在地方层面带来的“溢出效应”@等负效应，但其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分权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因此，在理论界，财政分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最优的分权®。对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大多数的相关文献集中于对发展中及转型国家的分析，而其中尤以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其中很多学者©将中国的分权改革作为参考来考察其与俄罗斯分权模式的差异。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财政分权指标、控制变量选取的不同及时间维度设定的不同，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的文献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林毅夫、刘志强（2000)利用省级数据估算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研究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5]。张晏、龚六堂(2005)对28个地区1986—1992年和1994一2002年的对比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温娇秀（2006)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7]。周业安、章泉（2008)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趋势促进了经济增长，尤以1994年后的效果显著[8]。对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详尽的分析及评价，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的一种延伸，也是一种创新，其主要目标是破解县域财政困境，提高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而现有文献显示，对省管县财政体制评价的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定性分析。吉林省政府提出从2005年7月1日起，将现行的省管市、市管县(市）财政体制改为省管市，同时管县（市）财政体制（简称“省管县财政体制”），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继续实行州管县的财政体制。据此，本文主要以吉林省为例对省管县财政体制实施前后的效果予以评价。三、数据和计置模型自从AshenfelterandCard(1985)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得以广泛应用。其主要思路是将受到政策影响的地区设定为处理组（treatmentgroup)，而将没有①相关论述还可参见，BahlandLinn(1992)，Guess，Loehr，andMartinez-Vazuez(1997)，Burki，Perry，andDillinger(1999)。②相关文献很多，可参考Breuss和Eller(2004)、EUer(2004)、严冀、陆铭（2003)、杨海生等（2008)。③相关文献可见Boarnet(1998)和Pinto(2007)。④J.DanielTaillant.1994.^Decentralization：LocalandRegionalGovernmentDevelopment.ALiteratureReview^mimeo,LATPS,WorldBank,Washington,D.C.⑤主要参见OlivierBlanchardandShleiferAndrei.2000.“Federalism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nNBERWorkingPaper,No.7616.⑥Zhang和Z〇U(1998)Jin和Zhou(2001，2005)的研究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且出现了分权过度的现象。殷德生（2004)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水平既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受到影响的地区设定为控制组（controlgroup)，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就可以发现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即考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施效果，即将吉林省的全部县分为两组——改革县与非改革县，相对应于“自然实验”中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同时按改革时间将选定年份分为改革前（2000—2005年）与改革后（2006—2009年）两个阶段，通过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前后及在两期的变化考察政策的实施效果。据此，•34•考察政策影响效果的最简单的方程就可以设定为：y—^〇~hS〇d2~\~Pidj3~\~Sid2•dB~\~u.(1)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为政策的作用结果。A表示非改革县，B表示改革县，虚拟变量=l对应改革县，^B=0对应非改革县；虚拟变量必=1对应改革时期，即2006—2009年；必=0对应改革前期，即2000—2005年。交叉项表示观测值为改革县且处于改革后的虚拟变量，其系数次是我们所要观察的政策效果。系数毛可以通过组内平均的差获得：占1=(外2—：yB,l)—(九2—九1).其中，ia为非改革县改革前y的样本均值，为非改革县改革后y的样本均值,^^为改革县改革前y的样本均值，h,2为改革县改革后^的样本均值。进一步，为了准确考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作用效果，消除其他变量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能够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后，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变为以下形式：yn=P〇-\-d〇d2i,+pidBu+did2itdBit+0*/+//^.(2)其中，C4为其他影响y的自变量向量，而为政策效果。图1改革县与非改革县2001—2009年PFS(人均财政支出）的均值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吉林省的40个县（2006年江源县批准成为白山市江源区）2000年至2009年的财政经济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0年的“吉林省统计年鉴”和“吉林省财政年鉴”。由于省管县财政体制实施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县域经济的财政困难问题，在制度安排中突出体现了对县级政府留成比例及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因此政策的考察结果应看其是否提高县域政府的可支配收人，由于财政支出是政府收人的最终归宿，体现了政府的真正财政能力，故本文用人均财政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作用结果。考虑到“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主要目标为实现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从而考察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吉林省各县的人均GDP的贡献程度。同时，为分离出纯粹由于政策的实施而对我们关心变量产生的影响，即政策效果，我们选择各县固定资产投资、各县人均财政收人及财政供养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而考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净政策效果。四、实证分析结果中国2005年提出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旨在通过直接的省对县的转移支付来避免中间环节的截留，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吉林省2005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以来，在最初的两年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效果不是很显著(见图1)，2008年后财政支出状况有明显改善的趋势。为进一步验证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各县财政支出的影响效果，运用面板双重差分回归考察其对吉林省40个县财政支出的影响。•35•表12001—2009年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吉林省40个县财政支出的彩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因变量自变量财政支出常数项6.9506.191-1.9773.123时间变量1.4110.4340.0670.253省管县财政体制-0.5320.168Dropped-0.1490.1660.081**0.115*0•139**交互项(1.24)(2.07)(1.94)(2.05)控制变量无（直接回归）有（直接回归）有（固定效应）有（随机效应）样本数量360360360360注：*和分别表示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图2改革县与非改革县人均GDP均值考虑到模型的稳健性，可以同时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做回归®。在不加人控制变量的直接回归中，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对财政支出的效果并不显著(见表1)。加人财政收人、GDP及财政供养人口控制变量后，三种估计方法均表明，省管县政策对于人均财政支出是有效果的。估计出的交叉项系数在〇.12—0.17之间，表示“省管县政策”对于人均财政支出有12%—17%的贡献，政策显著。经计算，模